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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


  余校长笑得很开心:“有机会,请万站长再派个娇滴滴的姑娘来界岭小学教书吧,这对于提高界岭小学的教学质量大有好处。像夏雪一样,从外面来的时尚姑娘,往课堂上一站,那些不想读书的孩子就会于方百计想办法回到学校。”

  送走万站长,大家在余校长家里继续坐了一会儿。

  邮递员来了。他在邮包里掏了半天,最终递上来的只是三张贺年卡。一张是张英才寄来的,他在贺卡的背面写道:祝界岭小学的全体同事,新年的

  工资没人欠,新年的教室不漏雨,新年的山路没野兽。另一张没有署名,只写了一句:界岭的雪是世界上最纯洁的,很庆幸我没有污染她!不用细想就知道这是夏雪写来的。第三张是从五年级退学的叶萌寄来的。今年正月十六,叶萌出外打工,绕了几里路,专门到学校看了看。他在贺卡上写道:等我在外面赚了钱,一定回来,将母校改造成世界上最美的学校!

  议论起来,尽管叶萌和夏雪差别太大,大家心中的遗憾是相同的。

  围绕贺年卡,大家说得最多的还是张英才。

  按照正常情况,明年六七月份,张英才就应该从省教育学院结业,他们都觉得,如果让张英才重回界岭小学,肯定比夏雪那样的支教生强很多。问题是张英才愿意吗,他一走就是一年多,不用说放假时上山来看看,前后只寄了两张贺年卡,连一封问候信都没写过。孙四海的想法与众不同,他认为,越是这样越能说明张英才内心在挣扎,如果三天一封信,鬼才相信他会回来。

  15

  这一年,从冬到春,界岭的雪真多。村委会统计的是九场雪。县气象站的人从未到过界岭,也不清楚他们如何测量的,在通报中点名说,界岭一带总的降雪量为九百八十八毫米。如果没有融化,就等于在界岭小学操场上积了差不多一米厚的雪。事后才听说,是老会计出主意,让村长余实如此汇报上去的,目的是希望县里能给一些救灾款。界岭雪多,各地的雪也不少。最快也要晚一个星期才能送到的《人民日报》说,大雪有利于北方过冬作物的墒情。

  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们却不认同,大雪将茶树冻伤后。能卖出好价钱的春茶就没指望了。没有春茶可卖,村委会收不到相关的费用,村长余实的妻子按时发放民办教师工资的许诺也就成问题了。

  被村委会适当夸大的雪灾没有受到县里的重视,有关部门回复说,从去年开始,县里财政情况空前困难,要他们自己想办法渡过难关。界岭地势高,若说受了旱灾,山下的人就会怀疑,为何从界岭流下来的河水一点没有减少?若说受了水灾,山下的人也会怀疑,从界岭流下来的河水从未见涨,真的有暴雨,难道又转头流回天上了?所以在界岭当干部,想玩点假的,向上面要钱,唯有雪灾一说才有希望。既然雪灾都没人理睬,别的花样就更不行了。从二月份开学起,三月等,四月等,五月六月还是等,民办教师的工资仍旧不知在哪里。

  村长余实的妻子借口查看儿子的学习情况,亲自到学校来,要余校长他们再等一阵。还说,实在不行,村长余实还可以默许他们悄悄地砍一棵小一点的红豆杉。不过得他们自己想办法运出界岭。自己想办法与收购红豆杉的人联系。不管这话是不是村长余实说的,都让余校长他们格外难受。当然,最难受的还是邓有米,无论如何,这样的话都让他觉得是在指桑骂槐。邓有米盗砍过红豆杉,这是他心里不许任何人碰的伤痛。邓有米想了一大堆脏话。要骂村长余实的妻子。余校长抢在他之前坚定地对那女人说,古人尚且不吃嗟来之食,就算饿死,界岭小学的老师也不会做任何让人不齿的事。既如此说了,大家只好像从前一样,靠着教育站发给的三十五元钱维持生活。

  七月份小考结束后,教育站张榜公布各个学校的情况,很难说是不是支教生夏雪教了几个月的原因,这届毕业生的平均成绩,比往届提高了整整十分。万站长亲自送来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一行大字:祝贺界岭小学小考总成绩并列全乡第三名!可是只有万站长心里明白,并列第三名的一共有六所学校!

  整个暑期,横幅一直在界岭小学的屋檐下挂着。

  支教生骆雨来报到时,几乎看不见横幅原来的红色了。

  骆雨一进屋就注意到仍然压在玻璃板下面的那首诗。听说是前面一位女支教生写下的,骆雨就没有动它。

  与夏雪不同,骆雨读过张英才写的那篇关于界岭小学的文章,所以除了行李之外,他还特意带来一面崭新的国旗。界岭小学的升旗仪式,总是由余校长亲手拉动绳索将国旗升到旗杆顶上,除非余校长不在场,才由副校长邓有米替代,万一连邓有米都不在场,孙四海才有资格顶上来。

  骆雨第一次参加升旗仪式,就自告奋勇地要当升旗手。还让余校长用他带来的照相机,将他的动作拍照下来。一个星期后,骆雨不当升旗手了,拿着一只口琴挤到邓有米和孙四海中间,跟随他们的笛声,一同吹奏国歌。再往后,骆雨也不吹口琴了,就像夏雪临走时那样,站在学生队伍后面,向冉冉升起的国旗行注目礼。所有这些,骆雨都让别人给他拍照留念。

  那一天,升旗仪式结束后,骆雨注意到操场旁边的荒草上有一层薄薄霜花。

  骆雨将有霜花的草掐了一根拿在手上,对着太阳看了看,问身边的邓有米:“界岭这儿落雪时间是不是很早?”

  邓有米如实回答:“一般年份要比别处早一个月左右。”

  骆雨又问:“落雪时是不是还有学生打赤脚来上课?”

  邓有米说:“偶尔还有。”

  骆雨说:“真有这么穷吗?”

  邓有米说:“这两年好些了,再困难的人家,冬天也能穿上鞋。只是有些孩子舍不得鞋,在雪地里走路时先脱下,进了教室再穿上。再说,刚落下来的雪,还不太冷。”

  骆雨说:“天下哪有不冷的雪?又不是冷血动物!”

  邓有米说:“要是你直到十五岁才穿第一双鞋,你就会知道什么样的雪冷,什么样的雪不冷。”

  骆雨将信将疑地低头盯着邓有米的双脚。

  邓有米继续说:“你去问问余校长,他穿的第一双鞋,是当兵后部队发的。还有孙主任,也是十几岁时在外面流浪,遇上老村长,才穿上生平第一双鞋。”

  骆雨不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屋里。上课的预备铃响起后,他竟然光着脚走出来。

  邓有米装着没看见,二人擦身而过时,他还指着太阳说,要赶紧晒衣服,明后天可能有雨。骆雨一边说有雪才好,一边进了教室。因为太冷,他在黑板上写字时,忍不住跺了跺脚。

  听到五年级学生在大呼小叫,余校长到窗口看了一眼。村长余实的儿子马上举起手来。自从余志、李子和叶碧秋小学毕业,到乡初中去读书后,村长余实的儿子突然显得十分出众。骆雨问他有什么事。村长余实的儿子站起来,告诉窗外的余校长,骆雨老师没有鞋穿。

  余校长不清楚发生什么事了,心神不定地等到下课,将骆雨叫过来一问,才知道骆雨是想证明,自己虽然是穿皮鞋长大的,但也不怕界岭的霜雪。

  不几天,骆雨在教室里打赤脚给学生上课的事,就变成了冬闲时节界岭一带最让人振奋的传说。有人来学校告诉余校长,骆雨为了适应界岭一带艰苦生活,进大学的第一天就开始向年轻时的毛主席学习,寒冬腊月坚持洗冷水澡,夏天趁着狂风暴雨不戴任何雨具绕着操场长跑。余校长等人只能洗耳恭听。

  孙四海听得不耐烦了,挖苦来人说,要他们也让自己的孩子跳进结了冰的水塘学习游泳。传话的人一点不在意,说,如果不论思想水平,只论吃苦耐劳的意志,界岭的人个个都是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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