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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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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老太糊里糊涂地要告媳妇，不知道怎么个告法，也不知道法院的门朝东还是门朝西，法院里是从来不喊她送煤球的，这些事情她都不管，都由刘一川全权代理。她也没有把事情看得多么严重，像是婆媳吵嘴，借个机会煞煞褚桂芳的威风，让她知道拉煤球的人也不是好欺的，世界上到处都有替天行道的人，爱打抱不平。马老太想通过告状整整褚桂芳。不许她管住小丹丹，只要小丹丹愿意，他可以住在奶奶的家里，早晨先送他到学校，然后再去送煤球，中午她可以把饭莱送到学校里，傍晚，小丹丹站在巷子口，看见奶奶就扑过来：“奶奶，巧克力……”这就是她的美梦，这就是她生活的动力，她一生都沉浸在这种美梦中，看着儿子，女儿，孙子，一只只的小鸟都从她温暖的怀抱中飞出去，飞出去翱翔，飞回来栖歇，爱心得到了抚慰，痛苦和劳累都是不存在的。 马老太这天夜里睡不着，这是十分少有的，她真的觉得这房子有点四面透风，小丹丹骨头嫩，是架不住冻的，如果官司打赢了，她就得翻造房子，钱不够，分两步走，像农民造房子一样，两层楼房造三年，先造底，后造楼。请谁来造呢…… 刘一川也睡得很晚，他睡得晚倒是常事，因为他每天晚上都要看电视看到“再见”，这个频道再见了，还要到其它的频道去碰碰运气。不过，这一天晚上他破天荒地没有看电视，而是坐在书房里写状子。这份状子他要亲自写，而且是用宣纸、用毛笔。使得法官看到状子之后便产生好感，而且知道原告的代理人不是一般的。 刘一川写状子是运用的文学手法，他认为要想感动人最好是用文艺，要想打倒人只有用大字报的语言。法律语言他没有学过，因为在他工作的时候没有法律。为马老太争取一个幸福的晚年是人道主义，是要感动人的。他用小楷狼毫，酿墨写道： “……你们都曾经在大街小巷里见到过一个人，一个白发苍苍，瘦骨伶仃的七十三岁的老妇人。这位老妇人被她的儿子媳妇遗弃，为生活所迫只能以老弱之躯荷千斤之负，去拉板车，送煤球。每一个有良心的人看到那老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情景时，都忍不住要掉下眼泪。可是她的儿子和媳妇却是养尊处优，过着十分现代化的生活，不肯分一点余钱来赡养老母，这是一种残酷的，不人道的，不折不扣的虐待老人的行为。如果社会和法律不来主持公道，总有一天，这位名叫马玉英的老妇人会摔死在楼梯旁，压死在车轮下面……”刘一川写得洋洋洒洒，洋洋得意，当然，写得也不太长，不像写小说那样拖拖沓沓地。 刘一川睡得很晚，还吃了两颗安眠药片，第二天却一个老早醒来，人来了劲道连安眠药都会失效。他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去找律师，找朋友，找朋友的儿子和儿子的朋友，打官司虽然是个硬碰硬的法律问题，可是任何法律都有人情关系，要不然的话用电子计算机打官司好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何必那么辩来辩去呢。 刘一川戴上他的法兰西小帽，穿上他的法兰绒大衣，口袋里装着他的名片，到东到西，忙得神抖抖地。所以精神抖擞，主要是因为事情办得十分顺利，区民庭马上接受了这个案件。这倒不是因为刘一川有什么魔力，实在是因为马老太在这一带很有名气，她的名气不是靠名片，是靠她几十年送煤球的经历，从法院院长到审判员，都见过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太拉煤球，那院长小时候学雷锋，就帮助她推车过桥的。这老太太至今还在拉车，太不像话，要把她的不肖之子依法整治一下！ 很快，法院的通知就送到了马太伯的单位。 马太伯接到通知后，吓得昏昏地。中国人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习惯于领导谈话，单位解决，一进法院事情就变大了，即使没有什么问题，也难改变概念，说起来马太伯每天两杯茶，一包烟，却是不管老母死活，是个什么东西！领导对他要有看法，同事要对他嗤之以鼻，他的‘三一律’恐怕要与他告别。 马太伯把法院的通知拿给褚桂芳看的时候，手都发抖：“你看，你看看，这不是没有事体找出来的事体，老母亲到法院去告我们虐待，遗弃，不给生活费。什么费不费呀，事情都是你弄出来的，你不让小丹丹去看她，不许小丹丹吃她的东西，老太太伤心了，到法院去告你，叫你吃不了兜着走，说也说不清楚。” 褚桂芳到底是女强人，遇事不惊。不吭声，动脑筋，想不出主意之前先骂男人： “你抖的啥呀，杀得来啦！笑话，我们虐待她，是她自己作死，还是我们虐待呀，有理可说嘛。” “我也知道有理可说，问题是这种事情说不清楚，七十三岁的老太还送煤球，谁相信她是自愿的？即使是自愿的，你们做小辈的人怎么能让她冒险呢？万事和为贵，我看还是我们去陪个不是，让小丹丹去亲亲她，叫她撤诉了算啦……” “不行！”褚桂芳眼睛一转，来了主意：“这事情是不能私了的，老太太即使对我有意见，也不会想到要到法院里去告我们，她的背后一定有人，这人不知道是什么目的，想要使我们声名狼藉，即使私了掉，他也要造舆论，叫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那怎么办呢？” “接受挑战，和那个心怀叵测的人拚到底！” “哪……哪要上法庭，多丢人！” “怕啥，到时候我坐被告席，你坐旁听席，把你的领导和同事都请到，看我的！……” 5 马老太怎么也没有想到，打官司和婆媳之间吵相骂是大不相同的。尽管今天是开庭调解，这架势就不同。 法庭里坐满了人，后四排都是些老头老太、家庭妇女还有帮工的阿姨。这些人都是被刘一川通过居委会动员出来的，要他们来接受教育，伸张正义。这些人马老太差不多都认识，都是她的老主顾，月月喊她送煤球的。认识她的人都对她看看，点点头，表示同情，为她助威。这使得马老太很不自在，比外国人替她拍照片还要难受，像是一大群人在看她这只老猢狲出把戏。 前四排的人都是来自马太伯和褚桂芳的单位，褚桂芳带来都是些在饭店里工作的小青年，男的都是黑西装，红领带，女的是一色的天蓝色的呢大衣，嘴唇涂得鲜红的。他们整齐划一，占据了最前面的两排长椅。 最使马老太惴惴不安的是那几个坐在高处、面孔铁板、戴着大盖帽的人。她总觉得他们会大吼一声：“大刑伺候！”她当然知道现在打官司不会打屁股，但却害怕这些铁面无私的人会重判她的儿子，那个没用的东西是无罪的。她咝咝缩缩地问刘一川：“刘先生，我儿子阿会出啥事体？” 刘一川扶着马老太走向原告席：“别害怕，没问题，一切都有我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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