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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

小胡留下一串清脆的笑声，蹦蹦跳跳地走了。院子里顿时阴凉起来。也清静许多。其实，当年在上海局协助主管首长在新解放区建立正常司法秩序、并具体分工管辖通海地区治安事宜的我那时也不过才二十来岁。换一句话说，二十来岁的我，手中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刑罚大权。通海地区判处十五年以下刑罚的，只要有我的签字，即可生效。判处十五年以上至死刑的案子，也得先经我复核认可（比如这次的谭宗三案），方能报请上海局政法委终审。因此，说当时的我实际上已掌握了一定的生杀大权，并不为过。正因为这样，机关里像小胡那样的年轻同志，都尊称我“陆主任”。其实我什么“主任”也不是。 　　唯一的一个正式行政头衔是“上海局局办室通勤组”的副组长。正因为这样，我常常要求自己用更多的时间来反问自己，你还有可能做得更好一点吗？有没有更好更稳妥的方案和方法来处置当下的这个案子？我总记着中学里那个腿有点罗圈、个子又特别矮的女几何老师挥动硕大的三角板对我们说的一段话：只能用老师讲的一种方法来求解一道题的人，他虽然也能得到一百分，但仍只能算一个庸才。假如能用三种老师讲的方法来求解，那是敏才。而能用到五种以上。其中的一两种又是老师从来也没有讲过的，方是真正的奇才。她讲完，我和几个同学就故意大叫一声“哎哟”，并“瘫倒”在课桌椅下。女教员冲过来问，你们几个啥毛病？我答道，我想想我完了。这辈子肯定是庸才了。（其实那时我是班上几名功课最好的同学中的一个。）为此教导处还给我记了一个过。 　　多年来，从她那儿得来的那些几何学知识，差不多又都还给了她。但她讲的这段并不算深奥的“奇才论”，却使我久久难忘。为此，每当需要我拿起笔给一群人“朱批”断生死时，我总要求自己留出一段时间来给自己“踩一踩煞车”。“停一停。想一想”，“想一想有什么更好的‘解题’方法，哪怕是‘老师’所没有讲过的”。这使我总是比同时代的同龄人要显得年长。老成。正因为这样，跟一些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面谈时，就特别不愿意跟他们谈及自己的年龄。因为那样总要引起许多误会，惊诧。你想，能不惊诧吗？同样的年龄，我看上去却要比他们大个十来岁。同样的年龄，他们还处在理想的（十分稚嫩和空泛的）激情中，刚开始接近这场伟大的革命。而我却已经实实在在地在操作着这革命的某一部分了，而且还将毫不含糊地带领他们向前进。 　　那天“搜索”完谭雪俦的房间、一无所获地出来，助手告诉我，有个“妇女同志”要见我。我满心不悦地问，哪个单位的？助手告诉我，而且还是个没单位的“家庭妇女”。我打发助手去接待。助手说，那位女同志一定要见你。你还是见一见吧。我火了。我说，全上海一百万妇女统统提出要见我。你也统统把她们带来？那几天，我心情特别不好。还不只是因为找不到那封“长信”。主要是因为一些有关于我的议论传到了我耳里，搅得我心里挺乱。这种议论有来自上边的（如果没有上边的这一部分，我心情自然要好得多）。也有来自同级的和下级的。议论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调是，似我这样复查“谭案”，迟迟做不出决定，在当前飞速发展的形势面前，不仅显得滞后，不敷急需，客观上也有碍于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的精神状态和工作方法，应该被认为是有害的。起码也是不对头的，不能提倡的。虽然还没有人直接找我谈话，但议论的确是越来越多。甚至还有的传说，上边已经在考虑，要不要派人来接替我的工作。 　　助手当然清楚我这一向的心情（和处境），便没再跟我犟嘴。而在以往，他是常常要跟我犟嘴的。因此，当我向停在谭家大门口的那辆吉普车走去的时候，他就按我的吩咐，去接待那位“妇女同志”去了。那位“妇女同志”就在大门口站着。我没想仔细打量她。甚至都不想让她发现我。只是在伸手去拉车门、弯腰上车之前，惯性地用眼角的余光，向她所在的方位飞快地扫视了一下。我说的“惯性”，并非是“性心理”方面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那边站了个女人，我作为一个成年男子，就得习惯性地去“扫视”那么一下。 　　虽然这种情况在我身上，过去也经常发生。但那一天的确不是。我只是觉得她眼熟。只是想判别一下，是否真的眼熟。这种眼熟的感觉，产生得非常怪异。一方面觉得眼熟，一方面又觉得不可能。虽然觉得不可能，却又非常想再看她一眼。她个子中等偏高，年届三十而稍嫌丰腴。她不像当年上海许多的同年龄段的女子那样，把曾经是卷烫的头发挽起个马尾，用一段灰蓝的窄布条拢扎在脑后，而依然保留了那个烫卷的原样。但看得出是精心修剪过的。匀匀地剪到耳根处，修去了齐肩的部分。在衣着方面，她也不像当时大部分赶新潮的女子似的赶紧换上蓝色的大翻领双排扣列宁装，依然穿一件旧式对襟夹袄，压得板平起褶，让人总感到走近她便能闻到一股樟脑气味。 　　质地的上乘、做工的精良，仅凭胸前那一排盘香纽扣和那一圈出现在袖口和襟边的金丝拉绒滚边，也应该说，在四五年前，甚至一两年前，仍是上海各中式客厅里许多主妇们啧啧称道的时装。只是下身，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竟穿了件并不合体的蓝布工装裤。不仅过于肥大，也略嫌粗短。鞋和上衣也并不搭配，是一双圆口的搭撵黑布鞋。我很想知道她穿的是一双什么样的袜子。但又不便盯着人家的脚细看，粗略地一瞄之下，只知是一双高档的白色锦纶丝袜之类的东西。总之，通体还没能来得及形成一种新的和谐。这大概是那时代曾发生在许多女人男人身上的一个共同景观。我觉得她一直在看着我。即便当我的助手走近她，开始询问她时，她也还在打量我。那目光并不怨恨，也不自卑，但总想表达一种执著的愿望，又不想强加给别人。 　　直觉告诉我，她就是黄克莹。后来一问，果不其然，就是她。 　　不一会儿，助手匆匆走来，对我说：“她还是坚持要见您。” 　　这时，我已决定见她，但口头上还在问：“什么事？” 　　“她说替谭宗三带了个很重要的口信给您。” 　　“是吗？”我边说边启动，转身向黄克莹走去。但这时，助手反倒拦住我。他有了疑问，不赞成我见她了：“谭宗三目前正处在严密拘留审查期间，除我们工作人员以外，他根本见不到任何一个外人，怎么传得出口信来给她？再说，我们在通海经常见谭宗三。他有天大的事，完全可以直接找我们，根本没这个必要绕这么一个大弯，先把口信传给她，再转告过来。我看她是别有企图。还是不见的为好。” 　　我笑着，反问，你说她能有什么“企图”？ 　　他说，那难说。 　　我继续笑着问，就算她有什么“企图”，像她这么一个女子，还能把我们怎么样？ 　　他想了想，不好意思地笑了，说，那倒也是。 　　根据我对谭宗三的了解，我相信他向她传出了口信。既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可能。我的理由是： 　　一、谭宗三最近这一向以来，虽然跟我已熟悉到能基本“无话不说”的地步。但还有一些深层次的东西，碍于他难于彻底放下的那最后一点“绅士架子”和“面子”，仍然不好意思当面向我提出。比如像“请求宽大”之类的话，不到最后关头，他还是说不出口的。甚至可能即便到最后关头，当面他也说不出口，需要由别人来“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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