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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131 　　为此，这一夜，谭宗三在灯下守着这二百多本旧账簿，一直没有睡觉。睡不着。 　　132 　　洪兴泰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整整在外滩踯躅了大半夜。走？还是不走？留？还是不留？他甚至想到过跳黄浦。一纵身。扑通一响。一了百了。百了一了。不要再跟他们狗皮倒灶勒煞吊死了。就像大弄堂对过学红帮裁缝的那个北方侉子经常讲的那样：操，死又能把老子咋的？告诉侬，老子在北方已经留了根儿了（指他那三个儿子）。这时洪兴泰想，其实我也已经有了儿子。但（光有儿子算个啥嘛！要是做不出别的事，只不过多一根撒尿的管子而已，几十年后也只不过为这世界多增一只坟墩头一堆臭皮肉！！而已。而已。他用自己一只大而有力的手紧紧抓住四方码头大门口那根煤气灯灯柱。煤气灯那幽蓝昏暗的灯光并不能告诉他此时此刻拴泊在四方码头上的那只驳船为什么久久摇晃不停。 　　到上海那年他二十岁。有人说他是杀了他那位十八岁的“家主婆”后，逃出来的。真是笑话至极。她的确是死在我手里的，但不是“杀”的。十五岁我从只种大麦养麦山芋蚕豆的乡下跑到十八里外的县城。在城关南市梢一家木行里当了一名小伙计。木行临河。它必须临河。装卸木头方便。它所需要的各种各样长的短的粗的细的木头，或者结成木排，或者捆在几十丈长的沙船上，从长江进芬河。 　　从芗河进县城。那片芦苇统统割干净。弯弯曲曲的木排才能停靠在木行后门口。两岸蚕豆花开紫英英。紫盈盈。永远忘不了的是夏日的夜晚，那田野里蒸制薄荷油的一个个大锅大灶一个个烟火线绕。赤膊大汉慢慢吞吞唱山歌。大脚踏在小脚上。在木行里做到十八岁，刚刚满师，他上了船。那是一条经常停在木行后门口的芦篷船。船上人翻制修补铜吊铜勺铜脚炉铜烛台铜的汤婆子……夏天它悄悄地撑走。西北风刚刚刮过来，它又悄悄地撑回来了。只靠它那一点小小化铜炉（土制坩埚）里杏黄的小火苗还养不活全家人，有时还要靠做许多的麦芽糖出去叫卖赚点油盐钱。 　　十六岁的她抱起一大团粘搭搭的麦芽糖向一根木桩上扔去。拉回来。再扔。再拉回来。这样才能把麦芽糖内全部的韧性都启发出来。几十几百次地扔和拉，汗水就这样湿透了她脊背上那件补过的花布衫。第一次帮她扔麦芽糖时，他就趁机摸了她。他没法制止自己心里的那种涌动。就像他没法制止自己渴望从大麦地走向县城，又从稳定的木行雇员生涯里跳出来走向这条整日摇晃不定的小木船。他心里总在涌动什么。当天晚上她父亲就把后舱那块有被褥的铺位让给了他和她。他把她蒙进那条蓝花老布面被子里，不容她作任何挣扎，尔后脱光了她。当时他还不懂她为什么会抖得那么厉害，一面紧紧地抱住他，一面却哭个不停。 　　这样的哭泣后来又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在她父亲死的当天，另一次发生在办完丧事的一个月后。他不管她怎么哀求苦恼，也一定要卖掉这条小木船带她一道去上海。他已经烦透了在几个县城小镇之间来回摇晃。但那天晚上他还是不懂她为什么要哭得那么厉害那么持久。我带你到上海去！不是要把你卖进窑子！我满可以把你一个人扔在乡下，自己一个人轻轻松松去上海。但我舍不得你。懂吗？我要你！懂吗？但她还是哭。他愤怒了，抡起一根铁棒向那个化铜炉砸去。他甚至还想要砸碎这条破船。 　　化铜炉上方的小搁板上敬供着她阿爸的灵位。铁棒抡得稍嫌高了一点，一跷头把那块神圣的灵牌捎带上了。于是灵位牌飞了起来。于是她惊叫一声扑过去，在半空中接住灵牌，连人带牌一起跌倒在化铜炉上。说时迟那时快，人到铁棒头跟着也抡到。她来不及躲闪也不知道要躲闪，一铁棒本来是去砸化铜炉的，这一刻却闷闷地砸在了她后脑勺上。从二十岁到六十七岁，他为自己整整辩护了四十七年。我没有杀她。我是喜欢她的……我是真正喜欢她的…… 　　洪兴泰用一具草编的棺材收殓了她，应付了保甲的纠缠，他还买了一只擦刮里新（崭新）的小皮箱拎在手里。把岳父留下来的那点铜条铜片换了一双半新不旧的皮鞋，把才一岁的女儿托给了嫂子，几天后去了上海。几年后阿哥死了。阿嫂带着他的女儿到上海来找他。他娶了自己的嫂子，又不等女儿长到十四岁，强令女儿嫁回乡下，替他看守阿哥留下来的那一间房子和一亩半菜地。阿嫂为他生了一个儿子。满月后第一次来月经，落水得了个毛病，以后再不能为他生小人。刚开始他去撑船，也做过木工生活，揽不着生活的时候，也往沙船上卖土。（沙船走海路，空船行驶遭遇大风浪，便可能翻船，所以，事先就得装土压舱。）卖土，当然是无本生意。 　　主要是在卖自己的力气。血汗。一担土一百五六十斤。从天亮挑到天黑。肩头的两块肉疙瘩就是这样挑起来的。后来也帮砌房子的人做小工。后来做高档家具卖给外国赤佬。多少年来中国“大好佬”（有钱有势的人）都喜欢深色家具。红木乌木铁梨木。用到枣木榆木，外头就要涂四十遍（至少也要二十五遍）深色“擦漆”。有谁看到过有浅颜色的仿明家具吗？没有。合身分合风水，只有深颜色才显得稳重。但他偏偏把家具都漆成浅颜色。因为他打听到外国人喜欢浅颜色比如奶油色。米色。象牙色。 　　这样他开始赚到第一笔大钱。有了自己的两间平房。买点老酒吃萝卜干，吃从乡下带出来的蚕豆、腌小鱼。日逐地在上海西北角里他的细木工生活出了名。刚办起来的圣约翰大学小教堂里的本堂神甫请他去修圣器。他去了，精心做了一个月零七天。一分工钱都不收人家的。只要求这位本堂神甫把他介绍到小北门一家“天主教徒”开的铜器作去做学徒。他看中了“红铜工”这个行档。他再次向往船。再次要把生意做到船上去。但这次他瞄准的不是“小破木船”，而是外国人开的豪华邮船和铁壳子火轮。快轮。他相信眼前这条貌似粘滞的黄浦江，最终会给他带来好运。 　　做这一切之前，他想跟阿嫂商量。阿嫂说，我不懂。侬自己拿主意。他说，我晓得自己拿主意，但我想跟侬商量。我想跟你讲讲心里话。我希望有人跟我讲讲心里话。我一天做到晚。我太吃力了。我希望有人跟我讲讲话。我想听几句肉麻的贴心话。我想听。想听。侬懂(口伐)？懂(口伐)？！！他大吼。把小囡吓得哇哇大哭。阿嫂抱起小囡，送到他面前，说：“侬打。侬打呀。侬这个十三点。B拆开。侬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胚！侬把我娘两个统统打死算了。”他拿起一把铁榔头，“哐”地一声，砸在水缸上，然后就大步走了出去。然后就听见阿嫂在他背后大哭大叫：“侬这个死不掉的，这只水缸又犯着侬啥啦？侬这只猪头三瘟棺材……” 　　没处说话。没人说话。 　　经常是这样。他要说话！可没处说话。没人说话。他只得花两个铜板，坐一条小舢板摆渡到浦东。那里有他熟悉的茅草棚。麦田。蚕豆花。可以闻到一阵阵他想吃的成带鱼炖豆腐的味道。沿着田埂，沿着防波堤，沿着破旧的铁匠铺子撒下的煤屑路，对抗着八九级大风，他一直向前走。听着黄浦江水哗啦啦。他一直向前走。一堆堆石头。一只只粪坑。一丛丛芦苇。一片片水塘。一声声野鸭嘎嘎叫。一点点船火悠悠起。他一直走到涨满烂泥的滩头上，一直走到双脚踏进黄浦江水里。左边是待修的大木船。右边是一堆生了锈的大铁锚。灰暗的江水。灰暗的天空。他真想拿起一桶桐油统统浇到自己身上，然后划一根洋火。他要在这黄浦江里点燃一支“人肉蜡烛”。让它火火地冲天烧起。让整条黄浦江江面上统统漂满从他身上熬出来的那种亮晶晶的“人油”。哦，黄浦江，侬为啥不开口跟我讲讲贴心话？侬给那么多人带来那么多的好运，侬今生今世又能给我带来啥呢？ 　　带来啥？ 　　带来啥？ 　　…… 　　在没有租到合适的房子之前，他曾经在四方码头上的一个小铁皮屋里住了好几个月。这个小铁皮房子原先是水警们用来看守码头用的，搭建在一只小木排。小木排拴在码头桩脚上，真的是比一只狗棚大不了多少。连一张单人床也放不进去。原先房子里就只放了一张铁脚台子，一把铁脚凳子。一只脸盆架子。除此以外，便再放不进别的东西，连那只烧开水用的煤油炉都只能放在门外，底下垫了好几块大青砖。房间里的墙壁上原先挂着一个老式的报警器。一个双筒望远镜。房间的外墙上则常年拴着一根长长的竹篙。竹篙头上带着一个尖利的铁钩子。缆桩上还拴着一只小划子。这竹篱和划子都是水警打捞浮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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