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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

122 　　佛教四大经典之一的《维摩诘经》像黑的静水湖。冰凉的夜气更像静的黑水洋。在《维摩法经》“不思议品第六”中，开卷便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舍利弗走进维摩洁的经室，见屋内没有多余的座位（床位），很是纳闷。“长者维摩法知其意”，便问他，怎么了，你是为求“法”来的，还是为争“座位”来的？舍利弗脱口而出道，我当然是为求“法”而来的。于是维摩洁说道，对啊，为求法都可捐躯不顾生命，又何况“座位”的有无和“座次”的高低呢？由此，维摩洁还谈了一整套如何正确处理“法”和“色受想行识”两者之间关系的理论。 　　谭宗三始终未能搞明白的便是这么一个浅显的道理：普天之下，大道无形。大法无位。大意无构。大地无边。他始终未能进入这“大道”“大法”“大意”“大地”境界，却又偏偏要活着，还要想方设法活过那艰难的五十二岁，怎能不痛感生如刀绞针扎？！ 　　123 　　这里，我必须插叙一段我离开上海参加革命队伍前所结识的某一个人的故事。我结识的这“某一人”后来成了我的上级。也就是说，多年后，我奉命到通海地区处理谭宗三一案，是他奉命来复查我的工作。在要不要枪毙谭宗三这个关键问题上，我和他发生了激烈冲突。最后当然是他的意见占了上风。最后，谭宗三是按他的意见，被枪毙了。我被他认定，在处理谭宗三问题上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他让我写检查。耐心找我谈了很多次话。很冷静地引导同志们帮助我批判我。但是到最后组织处理阶段，他却又在暗中保护了我。也就是说，按我所犯错误的程度和性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情况下，我本应受到极严厉的处罚。甚至有可能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但他把所有这些上报材料都压了下来。对我说，你去学习吧。我给你争取一个调于生的名额，去上海，还是去北京，你自己决定。学上几年，你就会比我强了。至于我们之间的这场争论，我知道你心里并不服气。可以搁置起来。存疑。存异。现在全国形势发展很快。容不得我们“坐而论道”。十年二十年后再说吧。或者一百年两百年后再说。即便到那时候，历史判决我错了，我也不后悔。我想我充其量无非充当了一个历史清道夫的角色。任何一个大变迁的年代，都需要有人来担当这样一种清道夫的角色。可惜的是，我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清道夫。在这场必不可免的历史大变动中，只起了一点太小太小的作用。作为“清道夫”，自身都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局。但我仍有理由自豪。理直气壮地去迎接未来。天明同志，抬起头，向前走。勇敢地去迎接未来。 　　随后，他让警卫员抬来两只木板箱。还拿来一件蓝布面的狗皮袄。皮袄是送给我的。因为我最后选择了去北方上大学。从理论上说，北方是需要皮袄的。（最后形势突变，我并没上成大学。火车开到徐州，一封加急电报，就把我们这一批一百四十六个原准备进入人民大学各系科学习的部队调干生，全部留在了离车站不远的一个军事接待站，三天后，便转乘一列军火弹药车，走陇海线，停停开开，七八个昼夜，开往兰州，和在那儿待命进军大西北的二十二兵团总部会合。我最终落脚在祁连山山丹丹军马场奉命接管了一个由马步芳军队留下来的图书馆，全馆由一百来本破旧的经书戏报唱本二十来副麻将牌半箱子羊拐骨和一抽屉各式各样的女人照片组成。 　　还有一箱半手榴弹和两支半步枪。还有两个自称只有二十五岁但看样子绝对已超过四十岁的“女馆员”。但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却利用了各种各样可以利用的机会，读遍了能找到的所有的俄国小说。并认真读了郭沫若先生和范文澜同志写的全部历史著作。做了将近六十万字的心得笔记。这自然是更后一个阶段的事情了。）那两个木板箱，是托我替他带回家去的。木板箱里装着这两年他在通海地区工作期间在各县收集到的一些碑帖名砚字画善本。另有两个大棉花团包着一对明万历年间的斗彩瓷碗。它们在日本古董市场上被称作“大明赤绘”。 　　据说是极难得的珍品。在民间已相当罕见。他说，会有警卫员帮着送上船，也通知了上海方面来接船。只麻烦我一路照看一下，然后亲手交到他父亲手里即可。“这么值钱的东西，看来我还要侬父亲打收条不可。否则以后查起来，哪能（怎么）讲得清？”我开玩笑说。他只是默默地笑了笑，没接我这话头。半个小时后，我就离开了通海军管会这个幽深的大宅院。傍晚的雨正渐渐沥沥地下个不止。军管会的车都出外勤去了。即便不出外勤，这时也不会用来送我去船码头。我毕竟是“犯了错误”的人。 　　军管会里仍有不少同志，对他不加任何组织处理就这样“放走”我，而感到难以理解。警卫员找来一辆排子车，套上一匹老马，先把我的铺盖卷抬上车，再小心地放上那两个木板箱。警卫员先拉着车走了。我想到他办公室去告一下别。但我又不想让其他同志撞见。便装着路过的样子，从他办公室窗前的走廊里匆匆走过，同时顺便从开启着的窗子里，向里边很快扫瞄了一眼，确证里头只有他一个人，这才走回来，再去敲门。 　　他似乎在起草什么通知，立即放下笔，问了声：“这就走？”但他没有马上起立，只是怔怔地呆坐了一会儿，这才站起来，从他那只特别宽大的写字台的一角绕出，握住我的手，稍稍晃了一晃。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那一瞬间的神情有一点阴郁。随后他说：“我就不送你了。”我忙说：“不用不用。我只是来跟你说一声，我走了。”他再没答话，又沉默了一会儿，便轻轻说了声“走吧”，就一动不动地站在阴暗的廊下，只是目送我。那种阴郁一直为我所不解。后来我才得知，其实他那天也得到上海局的紧急通知，要他马上去汇报谭宗三一案的详情。上海局最高领导层里对最后到底该不该枪毙谭宗三这个“误人政界”的前商界巨子，产生了相当大的分歧。而最后下决心枪毙谭宗三的他，最后是否一定能得到上海局方面的肯定，尚在两可之间。万一得不到肯定，下一步能不能回到通海来继续主持工作，那就更难说了。 　　也许，正因为前景突然变得不明朗起来，他才决定让我替他把木箱带回去。这样做，显然要稳妥得多。 　　一直到走出大门，我始终感觉到，他那目送我的眼光一刻也没游离开过我的后背，始终灼灼地盯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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