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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

98 　　陈先生本名陈本桐。祖籍盛桥北十二里蒋家楼。据方志记载，“当时有蒋姓者构楼五槛，因此得名。”蒋家楼那地方单有一条河浜通海，素以渔市闻名遐迩，虽地处要冲，但南西有苇塘阻隔，故历来“烽燧鲜惊。民风朴野。商廛繁盛。”街市的规模至少不次于今日之盛桥。鱼行分为咸鱼行和鲜鱼行。陈家祖上做的是成鱼生意。后来河浜渐渐淤塞，苇塘干涸，海水倒灌，又造成大片良田严重碱化。渔船进不来，商家鱼行纷纷外迁。至今蒋家楼还留有一条老街，十有六七的宅居都空关着。粗大的柱子、厚实的门板、深深的前出廊檐和那条用卵石铺砌的大街绝对寂静。当然还有满院子半人深的杂草。孩童们唱道：二月花开蒲公英。四月花开看麦娘。五月六月刺毛莨。九月十月一枝黄。 　　陈家抢先把鱼行开到上海十六铺。这是陈本桐祖父手上的事。最兴盛时，陈家在十六铺同时开有茶馆店素面馆和一家韭菜饼店，还有两三个货栈。拉老虎塌车的苦力，中午时分只需花几个铜板，到陈家铺子里吃茶吃饼，就能换得两个舒舒服服的饱嗝，再顺便弯过去，到陈家鱼行里买半斤成带鱼用稻草绳一扎，挂在车把手上晃唧晃唧带回去。全家人晚饭桌上的荤菜也有了。但到父亲手上，货栈生意被几家大洋行轧住，日渐衰微。父亲本可甩掉这明当明争不过人家的包袱，专心去做洋人还顾不过来的“菜饼咸带鱼”生意。 　　但他却偏不。偏偏出让了很有赚头的那些吃食店，要跟人家在货栈生意方面争上一争。居然买下一块地皮，居然盖起一幢三层楼的新式大通栈房。但盼望中的“中兴”却始终没能如期到来。人不敷出的日子使陈家常年举步维艰。但父亲依然不肯向洋人出让这块地皮不肯允诺拆掉“大通”这座日见灰暗破旧的栈房。父亲觉得，上海十六铺这块寸土寸金的风水宝地，兼有上海门户之要义。一定要有中国人在此立足。否则，门户不守，焉及其余？一些亲戚朋友便笑他，门户不门户，跟侬姓陈的有啥关系？侬这样“急出胡拉”（死乞白赖）操这份心，作死啊！他只是笑笑，从不跟他们辩解，心里藏着的一句话便是：不谈喽。怎么能跟你们这种“河伯”谈“大海”呢？还有一件事，父亲也是死把着一点都不肯放松的，那就是儿子的学业。请最好的家庭教师（比如英文就是请一个英国老小姐教的）。 　　进最好的私立中学。然后便是大学。从不让陈本桐过问家里的日用生计，从不在陈本桐面前叨唠家境安危。只为不让他分心。家里再困难，也绝对保证陈本桐在大学里的一切费用。老头（其实那时他还不能算老，也就四十一二岁吧。）只有一点爱好，就是喜欢翻看儿子从大学带回的讲义，喜欢跟儿子大学里的同学“聚谈”。有几次还让陈本桐把大学里开“国民课”的那位讲师请到家里聊了好长时间，让不惯张扬、天性又比较内向的儿子面子上很觉得有点过不去。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是任何人、连老头自己也始料不及的：一位一直跟陈本桐要好的外地女同学，在多次接触后，居然看中了“老头”的倔强和刚硬，连连发信，表示要“终生伺候先生”（那时陈本桐的母亲已去世一年多了），并委婉地中断了和陈本桐的恋情关系。这叫陈本桐如坠冰窟，又无法理喻。也让“老头”极为尴尬，又无法向儿子剖自。 　　老头亲自找那个女同学作了一次长谈，明确表示这是绝不可能的事。那女同学却说，如不能“终生伺候先生”，也不可能再和陈本桐恢复以往那种关系。她感慨地“责问”父亲，你给了你儿子那么多的东西，为什么偏偏不把你身上那种男人气，遗传给陈本桐一点？接着，她愧涩地使用了一句“曾经沧海难为水”来表示自己此刻的心境。陈本桐的父亲诧异地说，你经历什么啦？你我之间没发生任何事情啊。女孩子说，在您是没有。在我却的的确确不可能再回头了。陈本桐遭此打击，几乎连学业都难以为继。勉强坚持到期末毕业，立即和现在这个湖南籍女同学结婚，以此来报复那个背信弃义的女孩，并不顾父亲如何地劝说恳求解释威胁，放弃了上海的一切，回到老家盛桥镇上开了这么一个牙科门诊所。 　　陈本桐原先没打算在盛桥长做下去。即使他愿意，那位多病的同窗妻子也不会愿意。他只是想让自己暂且“躲避”一阵。并用自己的出走、远去，来惩戒那些曾经爱过他、对他寄托过厚望、现在又伤害了他的人，也算是他对他们的一种“示威”。在小镇上积累临床经验的同时，他还要把两篇已经写开了头的长篇论文继续写完它。时机合适了，他还要回上海读硕士博士，在上海开门诊办医院……他想象小镇生活的沉闷贫乏幽静自闭。离开上海时，他实实足足托运了两大箱生活日常用品。每只木板箱子都有他大半个人高。但事实却并非如他想象的那么“可怕”。适应了最初一段没有电灯的拘谨，适应了晚上打灯笼出门的幽暗，习惯了每天要装卸排门板、傍晚时分又要哈着气嘎吱嘎吱去擦煤油灯罩的烦琐，渐渐体会出许多人常说的那种“小地方自有小地方的好处”。 　　盛桥镇真正挂牌牙科诊所只有两三家。而真正由手里拿着医科大学口腔专业文凭的人当主治、并像模像样地配有一整套上海大医院牙科诊室所用的那种诊治设备的，不仅在盛桥，就是在整个通海地区，恐怕也只有他一家。所以，镇上真正有身份的人、以至于通海城里一些有名望的人，都到他这里来看牙。或者派车子把他接到家去出诊。“我这口牙，是盛桥的上海医生陈本桐做的。”这句话在当地所拥有的炫耀性，几乎等同于“我这件女式大衣是到上海朋街买来的”、“我这瓶香水是德国4711牌的”、“我这双皮鞋的皮用的是美最时洋行的。底是‘花旗方张’的。鞋揎用的是瑞典进口的钢板弹簧揎。连上鞋的麻线都是用的英国手牌……”于是乎，很快就有人来请他去做盛桥镇塘南街国民小学名誉校董、北市梢国民联储会名誉副会长、福音堂名誉执事、文昌宫修缮委员会名誉委员、通海市园艺菜蔬研学会名誉理事和木堡港船员公会的健康督导…… 　　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出外应酬。有时下午三点钟，来接他的车子就等在诊所门口了。忙。没日没夜地忙。开始时，他烦恼。失去了看书的时间整理临床笔记的时间和妻子讨论疑难病例的时间抱着他喜欢的那匹花猫缓步在海堤上散步的时间甚至失去了偶尔亲自动手用不锈钢煎锅做一两次法式猪排的乐趣。但他又不敢拒绝这些盛情。毕竟是在人家的地面上做生活。况且……况且这也给他赚来了一心只临床、埋头写论文所无法赚得的另一种乐趣。后来他这么自嘲道，忙是忙了，起码我的头不痛了。刚到盛桥时，白天开业门诊晚上整理笔记和论文提纲，没多久，他突然偏头痛，而且痛得厉害。现在好了。只增加了一个新的习惯，不论见了谁他都要苦笑笑，都要发两句牢骚，还是侬好呀。看看我。看看我……唉……完完全全是在浪费生命……浪费！浪费！！但到后来，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变了，虽然还在苦笑、牢骚，但只要有一天没有请柬没有来访没有“打围炉聚会”没有“嘉宾满座”没有“欢迎指教”，他就会惶惶不安。他就会到处打听。 　　是什么地方哪一点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只要有客人来，他第一句话总是先问：侬有啥新消息(口伐)？他最感兴趣的往往是另一些会长另一些理事另一些委员另一位督导在背后说了他一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凡是能向他提供这些消息的，他便视之为心腹、同仁。千方百计也要在他任职的那许多个委员会董事会研学会中安排进这些“同仁”。他总是在提心吊胆。总觉得别人在暗算自己。也是因为这一点，后来才有了对黄克莹的“怀疑”，会在她临走前对她突然施行了那一番“彻查”。 　　虽然他的上海话已说得不那么流利，已带上了许多的本地口音，但他还经常想到上海。想到十六铺。想到绵延几十里的黄浦江两岸连成星河一般或密或稀、或高或低的灯火。想到弄堂口小烟纸店里那个胖阿姨。想到胖阿姨夏天穿的汗衫几乎每一件都是先坏胸前那一块，总是先要在两个奶奶头的地方打上两大块特别显眼的补丁……跟镇上那些“二百五”们说话时，他依然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我伲圣约翰的格致堂怎样怎样……理科实验室又怎样怎样……”（其实他并不是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他是真心地怀念。他依然有决心要“打”回上海去。比如连续发表几篇震动上海学术界的论文、比如向母校捐一大笔奖学基金或者在治疗牙龈脓肿方面彻底推翻母校那些教授们的旧观点而由母校教务委员会出面重新请他回校任教……等等等等。 　　是的，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过上海。同时又一刻也没有忘记今天晚上六点三十分必须准时赶到镇公所，以嘉宾的身分出席本镇鸡鸭联营公会成立以来首次召开的成果检讨大会。一定不要忘记穿那套黑哔叽中山装。 　　等等等等。 　　再说到黄克莹。他之所以会那么喜欢黄克莹，毋庸置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她来自上海。当然还得加上一些黄克莹个人的因素。比如她看人时那种认真执著的眼神。是的，执著。让人非常要命的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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