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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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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莫名其妙嘛！在冈古拉荒原上，一个据说是生喝狼奶，生吃牛羊肉长大的娃娃却说着一口纯正的北京官话，完全莫名其妙嘛！ 后来我才得知，所有小分队的成员都说一口纯正的北京官话。这正是那位高场长严格训练的结果。高场长，一九二七年生于北京南城铁匠营胡同。祖父曾为一位落籍到北京当寓公的外省小军阀当过差。那个小军阀的长子从小酷爱听戏，稍有年岁，瞒着家里人，偷偷入科班，学须生。这事儿，在他那样的家庭里，怎么能长久得了？后来举家干涉，他不得不退出科班，拿着老子的赞助，在前门外办了家戏装厂，正经当起“厂长”来了。这家伙当厂长居然还行，渐渐发达，在西城东城分别都盘下些店面，并挤进京城为数不多的能趁起私家小汽车的时髦富户行列。高场长的父亲一早在他的戏装厂打过几天杂，后来因为为人勤谨实诚，手脚麻利，脑袋瓜又比较好使，眼里也有活儿，被那位长子聘为专车司机。但好景不长，那位长子妄图进一步盘下西四牌楼附近一家金店，惨遭一伙“京油子”暗算。而这伙京油子实际上又是替当时名噪一时的“京城几大衙内”跑腿的。长子不仅赔了个底儿掉，还在一场经年累月的官司中得了重病，差一点丢了性命，一气之下，连车子带厂子全卖了，连带戒烟戒酒，甚至都不再去烟花巷里找乐子，从此偃旗息鼓，看透人生。高场长的父亲从他手中得了一笔较为丰厚的“遣散费”，买下铁匠营那两间平房，安顿全家。拿现在的北京地图照量，铁匠营虽不算市中心，但毕竟还在三环以里，怎么说，也是城区的“繁华地段”。但那会儿，真真切切是在郊外落了大荒了。房基地原先是宫内哪位旗爷家的老坟场。天一黑，四周连个路灯都没有。六八月里，鬼火飘摇。所以，地价房价都特便宜。高场长父亲这人，精细，还会倒腾，没过多些日子，居然把两间平房扩大成了三正两厢的院子。院子里还栽了几棵他们全家人久久向往的枣树，柿树和香椿树，直把长子一家人惊叹得不行。后来两家依然来往。长子经常来南城看望高场长一家人，并在酒后茶余，常跟年轻的高场长抚掌感叹“旧社会的黑暗”。现在回过头来说，作为共产党员的高场长，他最早的“阶级教育”恰是无意间从这位旧军阀的后裔、倒霉催的资本家那儿获得的，绝不为过。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场长当然是不能这么说的。而事实上，他一九四九年参军时，父亲和祖父全反对，祖母拿着把锈了刀刃的剪子，生生对准自己皱褶密布的喉头，非要跟这位“奇出怪样，放着太平日子不过，居然要去当兵吃粮的孙子”拼命。倒是这位旧军阀的长子，败落的资本家，匆匆赶来，上下一通安抚，反复给做了不少工作，才艰难玉成。（当然，当时起作用的还有其他一些地下党人，就不去一一说他们了。）高福海一九五八年转业。当时有一批热血沸腾的年轻转业军官被分配到冈古拉荒原。那批军官，经过一年的锻炼，大部分都上调到别的厂矿县乡任职去了。只有三人“傻不唧唧”地主动要求留在冈古拉，继续干。高福海便是那三只“傻鸟”中的一只，也是那三人中惟一好好地活到今天的人。从那以后，他就一屁股坐定在了荒原上的这片黑杨林中，再没挪动过。照理说，他应该早就忘了那曾经让他魂牵梦绕的北京南城。但是，事实上他却什么也没忘了，也完全忘不了。他那一口绝对标准的京腔和下了死命令也不许他的“小分队”队员们说话带半点土腔土调儿，就标志着他内心那股极强大的“京城意识”，历数十年都未曾稍有衰减…… 六、木头匣子 高福海的家坐落在一个高坡上，是一幢黑黢幽暗的大房子。那房子简直就是个放大了一千倍的木头匣子，而且是用无数块千年硬木板做成的木头匣子。 车子快驶近冈古拉场部时，直觉告诉我，我这是来到了天地的尽头，真是一派无边无际的落寞寂静啊。环顾四宇，浅灰色的阳光在无聊地晃来晃去。我只能听到自己在喘息，听到场部空地前那几棵高耸的白杨树在叹息。还有一种声音是间歇发出的，你无法找到它的声源，但它又无处不在。那是某一片树皮、某一块铁板、某一摞砖块、某一条出头椽子或某一根废弃了的烟囱……被冻裂时发出的“咔咔嚓嚓”声，一种很清脆，又很细微的声音，在天地间此起彼伏着。 这一天，走一路，我们几乎没遇见一个活人。路旁偶尔才会出现一两个散放的家养驼群，三三两两地，站在一望无垠的雪地中傻呆呆地迎送我们。很多很多年前，我随老爸上这儿来过一次。也许因为那会儿小，心里关注的取向不同，那一回，我并没有感到这样的紧张和窒息。也许还因为季节不同，那回是深秋，多彩。而这一回的雪，既制造了无边的统一和单调，却也覆盖了它原有的荒芜。只是它实在太悠远了，地平线总是在那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发着光。一开始，一马平川，什么都没有。行驶了三四个小时后才开始出现一些起伏和沟坎，然后又是什么都没有，最后出现两三片不大点儿的林子，从林子里隐隐约约地还飘来一点点炊烟的味道。当时，我的心几乎要跳出嗓喉眼儿了——要知道，我不是条头顶小花的嫩黄瓜，我也曾不止一次深入过各种各样的荒原腹地，从小也生活在同样开阔宽广的哈拉努里戈壁滩上……但当我们的车队，由韩起科带来的那辆拖拉机和镇政府派来送我的那辆老解放，还有一辆不知从哪儿搞来的老式吉普组成的车队，依旧一往无前地向前驰去时，看看正在向地平线低头靠拢的那个黄白黄白的太阳，看看身后在雪地上拉得老长老长的车影，我还是出现了短暂的恍惚。我用力握紧面前的铁扶手，感到腹部水胀得厉害。我要求停车方便，悄悄镇静一下自己。而在后座坐我左手的那个叫“范东”的娃娃，虽然五音不全，却一直在低低地哼着列宁最爱唱的那首《华沙工人之歌》……在我右手紧挨着我的，是马桂花。她一路上一直在问我“冷不冷？”车行一小时后，她就脱下她的皮大衣，来包裹我的双膝。后来她又要给我她那条加长加厚的围巾，（我知道我应该拒绝，但它实在太暖和了，而且透着一股我从来也没有闻到过的那种青草汁儿和旧炕席的气味。这是一种特殊女孩身上的特殊体息。它非常强烈，也非常复杂。而且她老说：“您围着吧。它其实不脏。”我知道我再推脱就不好了。）韩起科坐在前边副驾驶座上，他老取一个姿势坐着，斜斜地靠在破旧得已露出棕絮的椅背上，抱着自己的双臂，即便全车的人都在某一时间段里瞌睡过去了，他都不会睡，一直在用一种深思的眼光注视前方路面，老在提醒司机，“有坑”，“收油门，下坡了”等等等等。最有趣的是那个叫“赵光”的娃娃，他独自在前边操控着那辆履带式拖拉机为我们开路。他每隔两三小时，就会突然停下车，大喊：“尿尿！”“尿尿！”然后，解开裤扣，掏出家伙，在雪地里一边跑，一边尿；顺着跑，倒着跑，有时还侧着跑；总是边跑边尿。有一回还钻进吉普车里来拉马桂花，非得让她下车跟他比试，看谁尿得高。马桂花红起脸冲下车，一下把他摁倒在雪窝窝里（他的个头还没马桂花高），抓起一大把雪塞进他的裤裆。赵光这狗屁孩儿笑着跳起，捂着自己的裤裆大叫：“哎呀，坏了坏了，冻硬了，真冻硬了。桂花姐，求您了，帮我暖和暖和它吧……”车行七小时零九分半钟，前方高坡上终于出现一个画着大红五角星和小黑雀的木牌。木牌足有四五平方米大。木牌子上写着“前方三公里→冈古拉农场”。我原以为，终于“到家”了，小分队的这几个娃娃兵该欢呼一下，雀跃一下，却没想，闹腾了一路的赵光这时反倒老实了。范东也不再哼唱他那个“华沙工人之歌”了。倒是分队长韩起科慢慢下得车来，缓缓地向前走两步，双手叉住腰，来回转动了几下上身，回过头来冲着我笑了笑说道：“冻坏了吧？赶紧到招待所暖和暖和！暖和暖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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