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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

“想到这里，他马上给寿泰求打了个电话，约了个时问就去省城找他了。 　　“那天，他准备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当初怎么会辞职去了陶里根、这段时间来在陶里根又遭遇了些什么、特别是最近以来又发生了些什么……一古脑儿向寿全盘托出。他曾预料，在听完所有这些情况后，寿泰求会被‘吓一跳’的，会有所犹豫和迟疑，会掂量一下，到底要不要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帮这么一位已然辞了职的老警察的忙；如果要帮的话，怎么帮才比较台适……劳叔甚至都想好，如果寿泰求表示为难的话，他决不勉强他。不同的人在社会这大沙盘上所处的位置不同，扮演的角色不同，本来就不能做千篇一律的要求。 　　他觉得，只要寿泰求能耐心地听他把情况说完，让他把该发的牢骚都发完，即便啥话也不说，即便最后只是咬着牙，跟他一起轻轻地骂一声‘他妈的，这些人……’以此来表示一下道义上的支持和真挚的同情，他觉得也就足够了。因为就是这么一点点的支持和同情，他目前也不能上别人那儿去获取。但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刚讲到那人把自己叫到兴安宾馆，隐晦地传达了老书记的想法，寿泰求突然叫了一声：‘别说了，你别往下说了……’ 　　劳叔愣了一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怔怔地打量了一眼寿泰求，只见他一下子变得十分的矛盾，十分的为难，而且还十分的不耐烦，眼神中出现了一种非常陌生的东西，那是一种猜疑，一种惊惧，一种世故，一种紧张，一种埋怨……一种把所有这些神情交杂混合而成的神情，让这个寿泰求在这一刻变得十分的疏远陌生和生硬。当时他俩是在寿泰求的办公室谈的。寿泰求立即起身上外头走廊里探视了一下，确认了门外和走廊里没有任何人在那儿‘偷听’以后，又出去把最外头那扇大门锁上，再回来关上办公室这扇门，最后回到座位上，以不容辩驳的口吻对劳叔说道：‘不要再跟我说下去了。到此为止。记住我这一句话，你今天啥也没跟我说，我啥也没听见。’劳叔当时还不明白寿泰求说这话的真意是什么，还愣愣地说道：‘你听我把事情跟你说完嘛。你帮不帮我出点子都在其次，我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这档子事。说一说……’ 　　“‘我让你别说了就别说了！’寿泰求突然又叫了起来，‘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寿泰求极其严厉和生硬的神情和训斥一个淘气孩子的口气，再加上那高八度的音量和带有一点撕裂声的音质，让劳叔完全呆住了。寿泰求这时可能也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在稍稍沉静了一会儿后，缓和地解释了一句：‘跟我说这些没用。你也不该跟我说这些。这事儿……是绝对不能乱说的……对不起……’寿泰求的口气虽然有所缓和，但劳叔仍然从他的眼底深处看到了一种极少出现过的紧张和厌烦。他立即明白了，寿泰求是不愿意跟这件事沾边儿。他可以跟他在一起议论那位顾代省长，但是如果牵涉到‘查证’，而且又不是从正规的纪检系统下来的查证，他觉得自己绝对不能沾边儿。 　　“如果事情仅仅到此就为止了，那么，对劳叔的伤害和打击也，许还不会像后来发生的那么大。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当然就无法进行下去了。劳叔呆坐在那儿，惶惶地不知所措。而寿泰求似乎也不想再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来改变现场的那种尴尬。劳叔知道自己该走了。在稍稍又呆坐了一会儿后，他拿起自己的那个手包，向寿泰求告辞。寿泰求果然也就没再挽留。据劳叔后来讲。那天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寿泰求办公室门的，待他有些清醒，发现自己已经走到大街上了。等上了自己的汽车，他又在车里杲坐了一会儿，从头至尾把刚才在寿泰求办公室里发生的那一幕。重新检视一遍，但在脑海里反复翻腾的却只有那一句话：‘我让你别说了就别说了。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这时，劳叔的手机响了。他马上直觉到这电话可能会是寿泰求打来的。于是他启动了车，一边慢慢驶离寿泰求办公楼，一边打开手机去接这电话。电话果然是寿泰求打来的。劳叔一走，寿泰求清醒了，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非常‘混蛋’的事：自己等于是把劳叔从办公室里‘赶走’了。他的确没想到这个老警察今天竟然是来跟自己商量怎么去调查顾代省长的！自己怎么能掺和这种事？在中央没有正式表态以前，自己哪怕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都可能犯下不可逆转的错。在陶里根时，他就亲身经历过这么一档事，当时他刚从基层调到市政府办公室当副主汪，同时又让他兼任一位常务副市长的秘书。 　　任命下达后，当时任市长的顾立源还把他找到办公室去谈了次话，问了问近来生活工作情况，然后就叮嘱了一声：‘到市政府机关，要好好干，政治上要保持一致哦。’寿泰求自然极其坚决和痛快地答应了。他觉得顾市长说的这‘保持一致’，就是红头文件上经常强调的要跟‘党中央保持一致’，那还有啥说的？！过了几个月，他觉得自己干得挺勤谨，也挺顺溜。没想，有一天下班前突然接到颐立源秘书的一个电话，让他下了班，到市长办公室来一趟。他以为是顾市长召见理，下了班便匆匆去了。但办公室里却只有那位秘书一个人在。他正要询问顾市长上哪去了，那位秘书笑道，你就别找了，就咱哥儿俩随便聊聊。 　　然后那位秘书告诉他，顾市长对他近来的工作表现非常不满意。‘我……我咋的了？’他一愣。‘你咋的了？’那位大秘书笑了笑，问道，‘最近拆迁办在全市范围开了个工作会议，对不？’‘是啊。这是市长碰头会上定的。’他忙解释。‘整个会议的议程是你安排的？’大秘书又问。‘是啊，是根据市长碰头会议定的大框框，具体拟定的会议议程。’‘你怎么没安排市长到会上去讲话？“这……’他忽然觉出问题的严重来了，忙解释道，‘这……这个……这个是市长碰头会上定的。会议由分管拆迁工作的常务副市长主持并做总结讲话。没说还要请市长到会讲话。“碰头会上没说，你就不安排了？那把你放到市政府办公室去当这个副主任干吗使的呢？啥叫保持一致？啊？非得要让市长亲自来求你了，你才安排他去讲话？“不不不……我绝对没这个意思？’‘那你是啥意思？“我错了……’不到一个月，他就被调离了市政府办公室，到下边一个濒临破产的小厂去当厂长。如果他不是把这个濒临破产的小厂整治得有声有色，如果不是后来在市经贸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上又非常出色地整治了好几个濒临破产的国有小厂，他寿泰求以后的前程就很难说了。即便这样，顾代省长至今见了他还常说他：‘你这个寿泰求啊，该咋调教才行呢？你总是以你自己为主。眼里没人，可不行啊！’ 　　“是的，这可不行。 　　“那天他在电话里跟劳叔解释道：‘……大哥（他一直管劳叔叫大哥），你想怎么干，别人又让你怎么干，这些我都不管，但是你别跟我说那些。我要听你叨叨地说那些，我不就成了在跟你一起合谋反对现任的省领导了？你应该能体谅到我的难处……’后来寿泰求在电话里还说了啥，劳叔压根儿就没再昕下去。他听不下去了，当时他整个人都木了。人家什么时候挂的电话、他自己又啥时候关的手机，他整个儿都想不起来了。他只知道一边听着手机里的杂杂声，一边下意识地操纵着汽车，木木然地差一点把车都开到人行道上了，只是车轮被马路牙子重重地硌了那么一下，才把他从那懵懂的状态中震醒，忙本能地往回打了把方向，才没闯出大祸来…… 　　“后来他再也没找过这个寿泰求。他不责怪他们，但也不想再去‘妨碍’他们。” 　　说到这里曹楠停顿了一会儿。 　　邵长水问：“你通过这两个事例，想告诉我们什么？” 　　曹楠说：“就算劳叔在陶里根后期整个人的状态和心态有相当的变化，那也是由于这些重大的挫折造成的。那只是一种挫折感，绝对不是什么精神异常……” 　　邵长水接着问：“挫折感过于重大了，有没有可能造成人的精神异常呢？” 　　曹楠一下激动起来：“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把劳叔往精神异常那儿想呢？你们为什么就一定不相信他是被谋杀的呢？” 　　邵长水说：“我们没什么一定或不一定。我们的方针就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曹楠迫不及待地打断邵长水的话，站起来说道：“行了，别跟我说这些空洞的大道理了！” 　　邵长水诧异了，甚至是非常的诧异，定定地看了看曹楠，略带一些责备的口气说道：“怎么了，小丫头，我们没强迫谁接受什么结论。我们还没做结论哩。再说，你也不必那么害怕某一个结论。 　　一切都在调查核实范围之内。劳爷是我的同行、战友、前辈，你说我们能让他不明不白地冤死吗？但现在有人说他后期精神异常，我们也不能不听啊。也得核实，能排除的就排除。就是要排除，也得拿出充足的理由和证据。我说一句‘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怎么就变成是‘空洞的大道理’，招你那么不痛快？我告诉你，有时候还就得说说大道理。十三亿人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面积哩，五千年历史，还有个台湾问题在较着劲哩，还有几千万农民吃不饱肚子哩。光说小道理行吗？光凭个人兴趣办事行吗？你这个丫头！” 　　曹楠不作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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