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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看完劳爷密码的破译全文，赵五六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认真判别了一下。涌上心头的第一个感觉是，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原来一直有这样一个“三段论”在支持着赵五六的判断：劳东林去陶里根是搞“秘密调查”的。他这“秘密调查”触犯了某些人重大的既得利益。于是这些人策划并实行了对劳东林的“谋害”。因此，只要搞清劳东林在陶里根干了些什么，触犯了些什么人，大致上就能把“凶手”所在的范围圈定出来。他曾寄希望于劳东林在这份“密文”里能说出一些相关情况，提供凶手的线索。 　　但现在看来，劳东林写这份材料，更多的是在向有关组织表明心迹，调查中所得到的情况和线索可能都藏到那个“一八零七”号柜子里去了。柜子被炸，材料被毁，一切又回到了零起点，需要从头来摸一遍，以便从中揣摸出到底谁有可能是凶手。所幸劳爷没忘了在“密文”里提供一份名单。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去找一下那个“余达成”，同时还得派人去找一下列在那份名单里的老同志。 　　余达成外号“余大头”，此人在本省也是个颇有来头的知名人物。曾当过两任公安厅长的秘书（其中一任就是李敏分他爸），后来调任公安厅政治部组织处处长。这在厅里也是一个相当要害的岗位，分管系统内党的建设和干部调配。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小子下一步肯定毫无疑问地会往政治部副主任这位置上腾跃的时候，他突然一个鹞子翻身，从高空扑转下来，又去给人当秘书了：这一回当然不是给厅长当秘书，而是给一个老省委书记当秘书，着实让人吃惊不小：你说你再去给在职的省委书记当个秘书，那还差不多。可这位老书记已然退居二线，啥实权都没了，再给他当秘书，图个啥呢？难道你还真有当秘书的“瘾”？不久，圈内的人就听说，是这位老书记指名道姓要余达成到他身边去工作的。这样大伙似乎又有点可以理解了。 　　因为既然是老书记点着名要的，那自然是没法拒绝的，除非你完全不想求下一步的政治前程。紧接着大伙又听说，这位老书记虽然退了下来，但中央却曾做过这么一个内部决定：在这个高纬度地域内的几个省，凡是有重大干部任免，都必须先征得这位老书记和另一位也曾担任过省委书记职务的老同志的首肯。而且，以这两位老书记为核心，把这几个省历届退下来的老书记老省长组成一个调研学习组。不定期地对大区内各省各方面的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此调研活动，直接对中央负责。换一句话说，他们的调研所得，是可以不向当地省委报告的。这些年，几乎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大区来视察，都会上这位老书记家中看望。这就让大区内各省的现职领导对这位老同志有一点“战战兢兢”的意思了。这样，大伙对余大头的“秘书瘾”才有了一点比较真切和全面的理解。 　　这样干了几年，老书记年届耄耋，虽然精神仍然矍铄，头脑也仍然清醒，但病患逐渐缠身，体力严重衰退，为了“对党对事业负责”，他主动打报告给中央，要求从本兼各职中“彻底退下”。在临退之前，他将余达或“外放”，先是放到沈阳的一家军工厂当厂长，后调回省计委当副主任。当人们预料，余大头在那位老书记的扶助下，会硕着政府官员这条路线一步步往上走的时候，这家伙再一次走出了几步险棋。让大伙大跌眼镜。他按那位老书记的安排，先是放弃了省计委副主仨的职务，接任省内一个濒临倒闭的国有煤业集团总经理一职。然后作为国有企业体制改革 　　的试行单位，他带领这个煤业集团，搞投资多元组合，两年后，又搞股份制改造，完全脱离国有体制。成为省内第一家“民营”煤业大集团公司，由他出任董事长。这个煤业集团很快壮大，年纯利税达三四个亿，自有运煤车皮近一千五百个，万吨级散装运煤船两艘。自建运煤铁道近四百公里。他个人占有公司百分之十三点五的股份。依此计算，他已是超“亿万富翁”了。而此时他还不到四十五岁。就在这风光无限，人人啧羡的巅峰顶上时，他却又突然离开了谀日进斗金的公司董事长职位，以一个普通成员的身份，应召参加省政府组织的中青年干部赴美进修学习班，为期一年，再一次做“苦修者”去了…… 　　如果劳爷去陶里根搞秘密调查跟这位“余先生”确有关系，那么，跟那位老书记有没有关系？因为，以余先生当前的境遇来说，他本人不可能对这样的调查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即便有兴趣，以他具备的政治素养来说，绝对不可能如此冒失、鲁莽，甚至“愚蠢”到这种地步，居然亲自出马，策划、组织一个老公安干警去秘密 　　调查一位在职的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在他的背后还站着一位“高人”。而从各方面的情况来判断，这位“高人”，最有可能就是那位老书记。如果，这位“高人”真就是那位老书记，那么……那么，是不是还应该这样追问一句，老书记这么做，难道会是一种“个人行为”？不会吧……如果不是“个人行为”，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赵五六向袁崇生详细汇报了自己的这些想法。袁崇生听完后，沉吟了一下，指示道：“你这个分析还是有道理的，看来东林这档子事不简单。一定要慎重。我们工作的重点一定放在查清劳东林是怎么死的这一点上。为了闹明白这一点，我们需要整明白他是怎么去的陶里根，在陶里根又接触了些什么人，跟哪些人有过什么样的往来，发生过什么矛盾。但一定要明确，我们这么干，不是为了要查什么代省长的问题。赵五六，我告诉你，这一点，你一定要替我把好关，不能有半点含糊。另外，抓紧时间把今天发生的这起银行爆炸和杀人案破了，尽快把嫌犯抓捕归案。事情已经报给省委和公安部了。他们都有话下来，要限期破案。” 　　随后，袁崇生让赵五六把那份破译的密码全文留了下来。等赵五六一走，他马上亲自将它复印了两份。他原准备亲自去省委大楼，把其中一份当面呈交省委方书记，另一份则派人直接呈报中纪委。但后来，在要不要“同时”报送中纪委这一点上，袁崇生却又产生了一点犹豫和思考。他想到，由于事情涉及了本省的一位主要领导，这件事到底该如何处置，还是应该先听听省委主要领导的想法才对。公安厅毕竟是在省委省府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如果省委觉得这情况应该同时报告给中纪委，他们一定会明确指示他这么办的。到那时候再呈送，也不算晚。而那样做，对于他和公安厅这一级组织来说，会显得更稳妥、更牢靠。于是，他把那分原准备直报中纪委的复印件，锁进了自己办公室那个灰绿色的保险箱里。 　　一个星期后，省委方书记打来一个电话，对袁崇生说：“那天你送过来的那份材料，我看了。”然后只问了一句：“那位老刑警的死因搞清楚了吗？家属那边没遗留什么问题吧？”就再没说啥了。 　　方书记是从中央“空降”来的干部，到省里工作时间并不长，做事讲话比较谨慎，比较注意方式方法，特别讲究团结本地同志，但从不在原则问题上跟你做交易，是非曲直，更是丝毫不会含糊。这样一位书记，当然不会掂不出劳东林那份“密文”的分量，对此更不会掉以轻心。但他居然像当年康熙、乾隆爷似的，只在大臣们的奏折上淡淡地批了“知道了”这样三个字，便再没别的什么态度了，这又是啥意思呢？ 　　难道，此时无声胜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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