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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你留这两件东西到底想整个啥?”李敏分依然不依不饶地追问。

  “我哪想要整个啥?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把它们给疏忽了……”邵长水赶紧撇清。

  “稀里糊涂?你是稀里糊涂的人吗?你不想整个啥,干吗要私自‘秘’下这两件东西?”李敏分死咬住不放,青白起脸一个劲儿地追问。

  “如果李主任一定要这么认为,那我也就没得可说的了。反正是我错了,你们瞧着办吧。”说完,邵长水低下头去再不作声了。他觉得该说明的已经说明了,自己就不能再跟领导“顶牛”了。

  “要不是我们亲自去陶里根走了那么一回,还真不知道有这两件玩意儿落到你手里了。”赵总队叹着气慢慢地说道。原来,事发后,赵总队等人随省厅主管刑侦的焦副厅长一起到陶里根去处理劳东林的后事,同时又大概齐地把事情发生过程了解了一下。陶里根人民医院急诊室的一个护士反映,事发当时,她从门外路过,无意中从虚开着的门缝中看到,浑身是血的劳爷挣扎着从一个黑色的手包里掏出一点什么东西给了一个“三十来岁、中等个儿、身穿黑色皮夹克、留个寸头”的男子。

  “这个‘三十来岁、中等个儿、身穿黑色皮夹克、留个寸头的男子’,你说是谁?”赵总队问道。

  “是我……”邵长水歉疚地点了点头说道,然后小心翼翼地问,“焦副厅长亲自查下来,得出什么结论了吗?是谋杀?还是个纯粹的交通事故?”

  “结论?哪那么容易……”赵总队答道。看得出,他有些闪烁其词,不想正面回答邵长水的问题。邵长水也很知趣,就没再追问下去,默默地又等待了一会儿,见两位领导也保持着沉默,好像不是要继续再在这件事上追究和批评他了,便站了起来,诚恳地说道:“我回去好好写个检查。看……还要不要在刑侦总队的全总队大会上做一次公开检讨……”

  “这个,你等通知吧。”李敏分说道,“这件事我们还得向厅领导汇报哩。眼看就要开两会了(省人民代表大会和省政协会议),厅领导就怕出这样那样的事,一再关照大伙,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在重大问题上千万别出什么纰漏。你也是个老公安了,应该懂得这些。”李敏分得理不饶人地叨叨着。

  “那,下一步……我……”

  “你先别考虑你自己的工作问题。刚才李主任已经说了,下一步的事,你等通知。”赵总队很干脆地说道。

  邵长水的心整个儿地一凉。一震。事情怎么一下就闹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连工作都不给安排了?不至于呀。他怔怔地看了看眼前这两位领导,似乎要从他们的神情中探查出一些如此严厉的真正原因来。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过一两分钟,李敏分又问了句:“你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他怔怔地答道:“没了……”李敏分又追了句:“真没了?”他仍怔怔地答了句:“没了……”他俩就让他回去了。

  回到家,慧芬居然还没睡,还在大房间里不安地等着他。

  “没事吧?”她忐忑地问道,一边赶紧给他拿来拖鞋。换了鞋,他一声不吭地往床上一倒。慧芬便在床沿边上呆呆地坐下,既不敢探问领导把他叫去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也不便随意说些软话来安慰,只得忧心忡忡地看着两眼发直、一个劲儿地只知呆望天花板的他。

  “你睡吧。明天上班还要起早。”过了一会儿,邵长水说了这么句话。

  “那……你也睡吧……把外衣脱了……”慧芬赶紧起身,想为邵长水打开被子。但邵长水却没动弹。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从床上坐起,直奔壁柜而去。不知他要在壁柜里搜寻什么,总之,上下左右所有犄角旮旯里全搜索了一个遍,好像还是没找到,便转过身来,瞪大了眼睛,急急地问慧芬:“你到底让赵总队和李主任从家里拿走了几件东西?”

  “两……两件……”慧芬结巴地答道。

  “到底拿走了几件?”他提高了声音再问。

  “两件。就是你放在那个女式首饰匣里的那两件东西。”慧芬答道。

  “那,我夹在这个小镜框后头的那件东西呢?”他举起一个小镜框,大声问道。小镜框里存放的是他们家一对宝贝儿女的照片。当时女儿十一岁,儿子一岁。他还给照片题了个名,就叫“十一和一”。这是长水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慧芬不说话了。

  “你把我夹在这镜框背后的那片东西,也交给那两位领导了?”邵长水真有点急了。

  “没有……”慧芬艰难地答道。

  “没有?那东西呢?”邵长水忙问。

  “东西……”

  “东西你给我放哪儿了?”

  “东西我烧了。”

  “烧了?天呐。你烧了?你!”邵长水一下冲过来,好像要一把揪住慧芬的头发,痛揍她一顿似的。但冲到慧芬跟前,他却绝望地站住了,悲怆地看着惊惶失措的妻子,极度无奈地摇着头,一副欲哭无泪的模样,嘴里却只是喃喃地数落着:“慧芬啊慧芬,你知道你烧掉的是啥吗?你知道你烧掉的是啥吗?你干吗不跟我商量一下?慧芬啊慧芬……你知道你烧掉的是什么吗?”

  那天,在陶里根,带着劳爷写下的那两个血字回到宾馆房间,邵长水愣愣地呆坐了好大一会儿。他完全想不到事情会发生这样的突变,完全想不到事情整个儿地会有如此尖锐和激烈的变局。一个“奉命”秘密地来调查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问题的老公安突然死了,他说自己是被谋杀的。从小唱着“一条大河波浪宽”和“花篮里花儿香”长大的他,心灵受到的震撼可以说无法形容。同时,内心也一直在翻腾,考虑回省城后,怎么向组织汇报,要不要如实报告劳爷本人对这起事件性质的判断。从良心上、从职业道德和规范上来说,他应该如实汇报,也必须如实汇报;从感情上,从职业本能和直觉上,他确信劳爷不会在临死前还“做秀”、“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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