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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白剑对林苟生本无恶感，近几天又观察出林苟生与李金堂确有不共戴天之仇，想到假期已过一半，调查工作尚且受阻，也想和这个似乎有很大能量的龙泉土著亲近亲近，当即答道：“这有什么不可以的。”林苟生赶忙追问：“你有没有时间帮我参谋参谋？”白剑自然满口答应了。 　　进了好问酒吧八号包间坐下，林苟生很真诚地向白剑倾诉起来，“兄弟，我是一个荒唐了多年的人，”林苟生这样开始了讲述，“这些年，我总觉得社会欠我的太多，有了钱，我也常去寻开心。北京、上海、广州，都留下过我的劣迹。我曾经在三星、四星级宾馆一掷千金，也用十元八元钱在外滩这些地方和野鸡鬼混。我承认，我堕落过。可是，我的堕落很诚实。诚实让我在堕落中认清了社会的本相。我认为社会逼得我二十来年无法和女人正常交往，就让一个个女人代社会给我补偿。这是对她们不公平！自从认识了三妞，我才改变了这种看法。她像一个苦难里泡出的天使，把我带出了万丈深渊。我那时像浮士德博士，迷乱在罂粟花丛中，灵魂已经要交给魔鬼了。”白剑没想到林苟生会这样赤裸裸地解剖自己，这种坦诚，这种勇气，很让他感动，便认真看着林苟生说道：“三妞一定有不寻常的地方。”林苟生嘿嘿一笑，“一般人儿。如今也只是好问酒吧的歌女兼舞女。要说不寻常，是有那么点不寻常，十五岁那年，她就做了暗娼。” 　　白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半张着嘴望着林苟生。珠宝商做个鬼脸，吐吐舌头道：“吓着你了吗？我知道不给你解释清楚，你不会跟我走的。我告诉你，我准备娶她为妻。也就是说，只要三妞答应我求婚，你就有个比你小十多岁的老嫂子。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我一旦下了决心，神鬼都无法更改。有句歌词写得好：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我想把心肝肺都掏出来让你看看……咱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咱们就说说三妞吧。这是一个很长也很悲惨的故事——” 　　县城东关科甲巷东头有条叫一里沟的小河。小河东面原是一片坡地，大洪水过后，一些原来住在城里低洼处的人家无家可归，领了政府发的救济款和一些建筑材料，就在坡地上搭起了一些棚子房。后来，这里成了县城人员最复杂的贫困居民区。三妞的童年，就在这些摇摇欲坠的窝棚和破旧砖块垒起的矮房构成的世界里开始了。 　　母亲是个小学教师，做了多年的班主任。父亲是县运输队的卡车司机，经常跑长途不在家。三妞六岁那年，母亲就把看管三岁弟弟的任务交给了她。哥哥和姐姐跟着母亲上学。父亲常常在某一个白天突然回家，然后拿出一包包糖果、瓜子、花生米摊在三合板和木棍钉成的方桌上笑眯眯地说：“三妞，分成四份，把你哥你姐的留着。”说完了，也不管三妞如何分，泡一杯劣等大叶茶，拎个板凳到院子门口喝茶。母亲带着哥姐回来，父亲就朝屋里喊：“三妞，把你哥、你姐的糖拿出来，带着弟弟出去玩吧。”放过女人进院子，再放过三妞和弟弟出去，就把院门闩上了。三妞记得，每次爸爸回来，午饭或者晚饭都要比平时吃得晚。有时候，父亲回来得早，或是母亲带着哥姐刚走就到了家，或是母亲正好要出门去上课。三妞还记得父亲和母亲只要在这个时候碰上，准要撕扯和吵架，最后总是母亲红着脸夺门而去，留下父亲像一只癞皮狗瘫在床上，呆子一样望着叫烟子熏得黑油油的屋顶。 　　院子前面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个探头向院子里张望的陌生的或熟悉的女人，三妞记不清了。终于有一天，有女人在父亲在家时进了院子，和父亲说些她听不明白的话，然后父亲总是说：“方向盘只有一个，我屋里有四五张嘴呢！”一个春天的上午，父亲带着一个穿蓝花格子外套的女人回了家，进门就说：“三妞，你带弟弟出去玩去。”三妞不愿意，父亲瞪了她，又笑着说：“三妞，这回你分成五份，你要两份，带着弟弟出去吧。”后来，三妞一见父亲回来，就盼着这时能来个姑姑或者阿姨，这样她就可以多得一份糖果。 　　一个阴天的早晨，父亲在吃饭时回了家，照例又和母亲拉扯争吵一番，母亲照例红着脸出了院门。这一次父亲并没像一袋烂土豆倒在床上发呆，而是怒气冲冲出了院子。不一会，父亲带着一个阿姨进了屋。摸出一块钱说：“三妞，带弟弟出去买糖吃。”三妞记得刚买了糖就下雨了，她就领着弟弟到一家房檐下避雨。这时候，妈妈急匆匆跑了过来，叫着：“你个死妮子，跑出来做啥，还不快回家。”三妞记起了父亲说过的话：你要给你妈说屋里有姑姑阿姨，以后就不给你买糖吃，她说：“屋里没有人。”母亲没有推开院门，呆立在雨地里，脸上挂着一片不知是雨珠儿还是泪珠儿。三妞弄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不喊门，为什么不去上课，心里有些怕。过了好一会儿，三妞听到门栓响，只见父亲的脑袋从门缝里长了出来。母亲没有说话，扬起手照着那张脸就是一巴掌，一脚踢开那扇薄门，看也不看那个来过好几次的姑姑，说：“不关你的事，你滚吧！” 　　三妞不明白父亲为什么突然怕了母亲，竟在母亲面前跪了一整天。三妞更不明白为什么母亲没有哭叫，眼里却流了一整天的泪。中午，他们兄弟姐妹四个拿了十元钱去吃了浆水面，哥哥姐姐上学后，三妞背着弟弟躲在窗外继续看跪着的父亲和哭泣的母亲。三妞记得傍晚时，父亲从地上爬起来，细声细气地说：“我要出车了，你别气坏了身子，还有四个孩子呢！” 　　第二天夜里，三妞半夜醒来，发现母亲怀里抱着父亲的脑袋在呜咽。后来，父亲就离开了这个家，一走就是五年。三妞问母亲，母亲总是不说为什么，后来，邻居这么对三妞说：“你爸酒后开车轧死一个回门的新娘子，撞死一个当新客折酒缸的男人①，轧断了新郎一条腿，案发后又畏罪潜逃，已经去吃不用掏钱的八大两了。” 　　光头父亲从劳改农场回来的第二个月，一家人分成了两家，母亲带着姐姐和弟弟搬走了。这一年三妞十二岁，已经知道这种分家的方式叫离婚。 　　父亲改行当了搬运工，挣钱供哥哥和三妞上学。自从父亲红着脸骂走了一个女人，这个院子彻底安静了下来。十五岁那年春天，父亲被人打断了一条腿。上高中的哥哥追问凶手是谁，父亲说：“这叫现世现报，我轧死了他的老婆，轧断了他一条腿，毁了他一辈子。”半个月后，哥哥因为行凶杀人，被判了十年徒刑，那个当年的新郎官伤愈后永远不能自己下床了。父亲从此染上了酒瘾，常常拄着拐杖拎着酒瓶子往返于家里和小卖部之间，对三妞的辍学不闻不问。 　　三妞加入了拾破烂的行列。 　　这段往事在三妞的记忆里只留下了一个粗粗的轮廓。她无法填补这个家破碎过程外人难以明了的空白。譬如，人们问：“你妈等你爸五、六年，每月都去探监，为啥一等你爸回来就把他蹬了？”三妞只能说：“你去问我妈。”十五岁的三妞无力去追寻这些家庭裂变史上盲点的意义，她面临的是这样一种严酷：父亲的病退工资只能养活父亲一人，如果不挣钱，她就要挨饿，三妞偷吃父亲半袋花生米，挨了半醉的父亲七拐杖。那个初夏的傍晚和寻常没有什么两样，三妞背着拣来的纸箱、铝皮罐头盒，走在碎砖头砌成的甬道上。她走得很踏实，心里盘算着背上的这些纸箱和破麻袋里的碎铜烂铁能换几块钱，这几块钱能买多少个白白胖胖的热馍和多少咸菜。当她算出这些热馍够自己和父亲吃三天后，她自豪地笑了，这样下去，十天后她就可以买到那条已经看过无数遍的红纱巾。天渐渐转热了，纱巾已经用不着，这样正好和小摊主讲价钱，降下来五毛钱，就可以再买一只白蝴蝶发卡。正这么想着，三妞听到有人在叫她。扭头一看，是那个开简易旅馆阔了的二嫂子。二嫂子吐着瓜子皮儿，一扬手说着，“三妞哇，歇歇吧，嫂子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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