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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

  刘高兴。

  身份证上是刘哈娃咋成了刘高兴?

  我改名了,现在他们只叫我刘高兴。

  还高兴……刘哈娃!

  同志,你得叫我刘高兴。

  刘高兴!

  在。

  你知道为啥铐你?

  是因这死鬼吗?

  交代你的事!

  我不该把五富背了来坐火车。

  知道不该背为啥要背?

  他得回家呀。

  家在哪儿?

  商州的清风镇。

  我问你!

  就这儿。

  咹?

  西安么。

  西安?!

  我应该在西安。

  你老实点!

  老实着呀。

  那怎么是应该?

  真的是应该,同志,因为……

  这是2000年10月13日,在西安火车站广场东区的栅栏外,警察给我做笔录。天上一直在刮风,广场外的那些法国梧桐、银杏和楸树叶子悠悠忽忽往下落,到处是红的黄的,颜色鲜亮。

  我永远要后悔的不是那瓶太白酒,是白公鸡。以清风镇的讲究,人在外边死了,魂是会迷失回故乡的路,必须要在死尸上缚一只白公鸡。白公鸡原本要为五富护魂引道的,但白公鸡却成了祸害。白公鸡有两斤半,最多两斤半,卖鸡的婆娘硬说是三斤,我就生气了。胡说,啥货我掂不来!我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我当然没说出我是干啥的,这婆娘还只顾嚷嚷:复秤复秤,可以复秤呀!警察就碎步走了过来。

  警察是要制止争吵的,但他发现了用绳子捆成的被褥卷儿。这是啥,警棍在戳。石热闹的脸一下子像是土布袋摔过一样,全灰了。这狗日的说什么不成,偏说是捆了一扇猪肉,警察说:猪肉?用被褥裹猪肉?!警棍还在戳,被褥卷儿就绽了一角,石热闹一丢酒瓶子撒腿便跑。这孬种,暴露了真相,警察立即像老虎一样扑倒了我,把我的一只手铐在了旗杆上。

  能不能铐左手?我给警察笑,因为右臂在挖地沟时拉伤过肌腱。这回是警棍戳着了我的裆,男人的裆一戳就麻了,他说:严肃点!我严肃了。

  我的眼睛发黏,好像一下子生出许多眼屎,看东西都有些模糊。但我没有惊慌失措。要稳住。警察的钢笔似乎下水不利,不停地甩,那额头上的一片小疙瘩就全红了。我伸了脚去踩飘过来的法国梧桐叶子,没有踩着。小伙子生这么多的青春痘我从来没见过,一定是未婚,没骟过的羊冲得很!

  咔嚓,有人在拍照了。

  我最讨厌的是那个记者,装嫩呀,三十多了还梳个齐溜溜!她拍照的时候我根本没注意,等拢了拢头发,把衣领扯平,还摆了个侧面让她再照,但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出来的,仍然是我半拱着腰在接受笔录的样子,而我的面前是一个用绳子捆扎的印花被卷儿,五富的脚没有裹严,露出那只塞着棉花的黄胶鞋。把他的,这张照片和身份证上的照片一样么!身份证上的照片要求正面照,要照出耳朵,没有谁照出来不像个罪犯的,可我的鼻子高,嘴角有棱,她偏不侧着照,这×女子!

  那不是我,不是,绝对不是。

  五富的尸体在运往殡仪馆后,我被释放了,但我必须要在火车站广场上等候五富的老婆赶来处理五富的后事,而广场上许多人是看过了报纸,指着我说:瞧,背尸要坐火车的就是他!他们叫着刘哈娃,我不理睬。再叫:商州炒面客!我们商州地区苦焦,春季里青黄不接主要吃柿子拌稻皮子的那种炒面。叫我们是炒面客那是作践我们哩,我当然更是不理睬。我是要想想问题了,于是我想:五富的尸体被运往殡仪馆了,五富的魂肯定还在这个广场上,在广场的那一排路灯杆上呢,还是在那一辆推过来的装满了烧鸡、熟鸭蛋、面包和矿泉水瓶的叫卖货车上?我在那个时候腰又发酸发困,手便撑在了后腰上,就再想:汽车的好与坏在于发动机而不在乎外形吧,肾是不是人的根本呢,我这一身皮肉是清风镇的,是刘哈娃,可我一只肾早卖给了西安,那我当然要算是西安人。是西安人!我很得意自己的想法了,因此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孤,也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傲,挺直了脖子,大方地踱步子,一步一个声响。那声响在示威:我不是刘哈娃,我也不是商州炒面客,我是西安的刘高兴,刘——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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