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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


  我不喜欢母亲捎来知青点的新衣。我憎恶它的新,还有它的色泽鲜亮,忍不住把它揉皱一些,有意给它抹一点灰土或者污渍,恨不能在上面再打上一两个补丁,把它做破做旧以后再穿出去,让我在农民中感到心安理得。我在乡下小学当代课老师的时候,有一次觉得身上干净得太可耻,太资产阶级了,竟不敢直接从学校回家,因为路边正有很多人一身泥水地在抢收稻子。我一直等到天黑才贼一样地潜回去。

  外形向下层贫民看齐,是那个时候的潮流,却是历史上的反常。历史上服装演变的动力大多是"高位模仿",即外形贵族化而不是外形劳工化的模仿,正如英国动物学家莫里斯考证过的:十八世纪的英国乡绅们打猎时,常常穿着前短而后长的燕尾服,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这种猎装略加修改后就成了流行便装。自那以后,普通西装、茄克、超短裙、牛仔裤等等,都因为最先是上流人士用来从事射击、钓鱼、高尔夫、马球、滑冰、网球一类休闲活动,后来才在社会上流行开的。(见《人类动物园》)尽管人们后来穿上茄克时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赛马骑手,穿上超短裙时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网球运动员,穿上牛仔裤时也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拥有乡间牧场可供度假的富翁,但他们的服装兴趣都来自前人或他人的休闲——而那正是贵族的生活特征,是阔绰和闲适的标志。在这一过程中,原本属于放牧、种粮、打渔等劳工者的装束(如牛仔裤),因为出现在富翁们的假日里,有幸身价大涨和名声鹊起,最终进入了时装的堂皇橱窗,定为劳工者们始料不及。

  美国经济学家韦伯龙写过《有闲阶级》一书,也说设计女服的目的常常不在于体现女性美,而在于"使女人行动不便和看似残废(hamper anddisable)":高跟鞋、拖地长裙、过分紧身的腰束都显示当事人是有闲阶级,永远不会受到工作的残害。这也是中国传统贵族自我形象设计的隐秘原则:长袍马褂,窄袄宽裙,甚至把指甲留得长长的,把脚裹得小小的,宜静不宜动,宜闲不宜忙,一看就是个不需要干活的体面人。即使实际上还没混出那种资格,即使实际上还需要偷偷地流臭汗,但至少在外形上给人一种有头有脸的气象,也可让人产生错觉,让人高看一眼。

  眼下满世界似乎都是有闲阶级。我重访太平墟的时候,穿了一双特别适宜步行的浅口黄面子胶鞋,发现乡民们对此大为惊怪。这种旧式鞋在当地已近绝迹。倒不是这种鞋不再适用,他们大多还需要行走,还需要爬山和下地,并没有阔绰和闲适到哪里去。但这里的青年干部、青年商人、青年无业者大多西装革履,都像是从电视机里走出来的现代人,是日本、韩国、东南亚一类地方来的小侨商,你需要仔细观察,才可发现他们头发还较粗硬,耳后和颈后还有尘灰,因此不完全像侨商。这里的很多女仔则穿上了高跟鞋,或者一种底厚如砖的松糕鞋,大概是日本传来的式样。还有一种露跟女鞋,一穿上就像脚底抹了胶水,让女人摇摇晃晃步步小心,每一步都似乎怯于提脚,都得埋怨没有配套的地毯铺展到菜园里去,没有配套的汽车和电梯供她们驶向灶台或茅坑。我在这里发现,乡村首先在服装上现代化了,在服装、建筑等一切目光可及的地方现代化了,而不是化在避眼的抽屉里、蚊帐后以及偏房后屋中。他们在那些地方仍然很穷,仍然暗藏着穷困生活中所必需的粪桶、扁担、锄头、草绳以及半袋饲料什么的。

  穿上现代化的衣装以后,他们对我的落伍行为大为困惑。听说我愿意吃本地米,有人便大惊:"这种米如何咽得下口?我买了二十斤硬是吃不完!"听说我的小狗吃米饭,有人也大惊,说他家那只小洋犬只吃鸡蛋拌白糖,吃肉都十分勉强,对不入流品的米饭更是嗅都不嗅。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想从他们嘴里知道他们的父辈如何种粮、如何养猪、如何榨油、如何烘茶、如何砍柴从而使他们能穿上时装,你肯定一无所获。他们即便略有所知,也要扮出一无所知的模样,不愿意说道那些与时装格格不入的陈谷子烂芝麻。

  《礼记》称:"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文以君子之德……"看来,服装有时候确实是可以管住容貌(容)和言谈(辞)的,有时候甚至能够管住心性(德)的。当新一代乡亲们都穿戴如小侨商的时候,我再想与他们谈谈山上几百亩油茶是如何荒废的原因,看来是有些困难了。我只好满足他们的要求,谈谈城里的歌舞厅、贷款消费、特大凶杀案以及股票商的巨额收入,让他们听到两眼圆睁啧啧惊叹。这就是说,我只能听任时装没收我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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