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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

　　女性白日梦与历史寓言

　　——虹影的小说叙事

　　文/陈晓明

　　多年来，虹影的名字以神奇和诡秘在中国文坛若隐若现，时常制造一些绚丽而忧伤的故事。如果说过去人们可以凭偏见而对虹影的写作视而不见的话，那么现在仅仅以麻木迟钝为借口已难以回避虹影的存在。数年前，虹影这个名字印在一本题名《伦敦，危险的幽会》的诗集上，耸人听闻的书名引人注目，然而里面却多有女性的温馨和感伤。事实上，写诗的虹影还不如现在写小说的虹影那么具有叛逆性，不管人们如何回避，虹影的小说是一种倔强的存在，她把那些最极端的女性经验推到人们的面前，她以咄咄逼人的姿势迫使你正视她的位置。不管如何，她引起域外文坛的重视，多次获取域外文学大奖，使她在国内的影响显得很不相称。如果再忽视虹影的写作，那只能说明我们对女性主义写作缺乏基本的感受力和承受力。

　　虹影的小说似乎一开始就远离直接经验，她热衷于探索那些非常规的、陌生化的、神奇而怪异的超现实经验。她最初的小说就潜伏着一种玄秘性的动机，这些神奇诡秘的因素从一开始就引诱着叙事的发展，引诱着故事向着不可预测的方位变化，并且促使明确的主题意念变得隐晦奥妙。《玄机之桥》(《钟山》一九九四年第一期)，就是一篇玄机四伏的小说。这篇怀旧意味浓重的小说，并不是在重温具体的历史，而是对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人类生活作一种玄秘的揭示。战争，一座即将沦陷的城市，神秘的幽会，地下接头，黑夜里的交媾等等，使这篇小说神机莫测。那个“她”或“我”到底是一个女特务或许就是一个妓女，都难以判断，但这一切在虹影的小说中并不重要，而是那样一种生活不可预测的变故。就像那口空箱子：“箱子里什么也没有，空空荡荡，只有一股熟悉而又说不出是什么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散开来。我作好了各种思想准备，但这个空箱，却是我无法去接受的事实。

　　但眼前这个信号又使我想到许多可能，可能你无奈之中只能给我留下这个空箱，让我自己去寻找答案。”某种意义上，这段文字在虹影的小说叙事中是一个具有提纲挈领的象征，她的叙事如同在你的面前放置着一个箱子，也许里面有什么宝物，但里面什么也没有。然而，蹊跷之处在于：“一种熟悉而又说不出是什么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散开来……”使你觉得里面依然有未被揭开的秘密，你不得不苦苦寻求答案，这是虹影小说的象征，也是虹影处置的现实世界。

　　这篇小说当然也可以勉强读出实的内容，因为女人以情感和欲望的选择，而错过了完成炸桥的任务；而一次错误的交媾，则使这个女特务被误认为妓女。然而更重要的是它的虚的内涵。这个在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被贬抑的女性，她的存在显然被推到极端的境地，一种危机四伏而又无可把握的生活，她的存在本身成为一个空箱，她的历史和她面对的世界也因此成为一个空箱子。在她的存在和她的历史被隐瞒和改写的未来生活中，她将成为什么样子呢？这就像那个打开空无一物的箱子，虹影的小说有着奇怪的力量，她的叙事结束了，然而，她的小说世界却在无限伸展下去。在这一意义上，她的叙事就是一个无限开启的女性白日梦世界，那些无法捉摸的历史寓意与永无终结的女性独白相互缠绕，它们试图去构成一个女性被虐/自虐的文明异化史。

　　玄秘的动机使虹影的短篇小说的叙事显得精粹而有突变的效果。这种玄机并不只是起到叙述的效果，作为一种类似悬念的技术性装置，它们总是与对女性的文化/历史境遇起到强有力的揭示作用。《红蜻蜓》(《钟山》一九九四年第一期)讲述一个可能患有精神病的女人的现实处境和命运。欲望被压制下去了，她的日常生活呈现为病态。大腿根部不断出现的手指印，神秘而怪诞，令她恐惧也令她兴奋。那种梦游的状态和精神病似的幻觉，使得这个女性的生活世界又变得异常的玄秘，当这个玄机被揭开时，女人也从精神病的梦游中惊醒，也许她在这一时刻真正变成了精神病。这样一个技术性的玄机，在虹影的叙事中，也同时起到强有力地击穿生活的虚假性意义的作用。女人的欲望被社会、从而被女性的自我严重地压制下去。她们只有在精神病的状态中，在梦游中才有可能实现。这种实现是一种满足，同时又是对妇女的伤害。它一旦变成现实，就只能以悲剧的形式来给予它的社会意义。伤害妇女并不仅是一个诡秘的男人，而且还有女人。最终结果，是两个女人的悲剧。这个本来发生在女性的梦游世界里的故事，一旦现实化，一旦社会化，它就必然是对女性世界的摧毁。虹影的“玄机”在这里揭示了女性的生活一旦社会化时所经历的突变。它有着某种令人震惊的效果。

　　当然，虹影并不仅仅是探索纯粹的女性世界，她或许意识到女性世界的异化植根于男权世界，并且男权文化本身也面临各种危机。《你一直对温柔妥协》(《小说家》一九九五年第三期)，是虹影对人性的复杂性进行的一次颇有力度的表现。这篇小说一反虹影过去以女人为主角的习惯，主人公是一个刚成年的男子小小。这篇小说的故事也明晰得多，那种作为叙事动机和结构性的“玄秘”因素，现在完全置换为“性”的内化意向。也许是小小从小对家庭的父母关系的厌恶，也许是童年捉迷藏目睹交媾的丑恶场面的经验，小小对男女之恋有一种逃避情绪。他成为一个性倒错者。而与高晓的相遇，则使他不可避免成为同性恋者。事实上，这篇小说对性倒错角色的描写未必是它的主要意图，也不是它的深刻之处。“性”在这里替代了过去客体化的机制，而成为生活世界里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力量。小说叙事以细致而锐利的笔法，揭示结构层面上，同时着力去揭示那些纯粹而怪异的女性经验和人性隐秘而复杂的内在世界。通观虹影的小说，你不得不惊异地把女性的内心经验——更彻底地说——女性的白日梦，发挥到极端的境地。她的长篇小说《女子有行》则是女性白日梦的全景式的表达，毫无疑问也是汉语写作迄今为止最具叛逆性的一次女性写作，作为虹影写作的一次概括，它当然也是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的一个奇观。

　　作为这部长篇小说第一部的《康乃馨俱乐部》(《花城》一九九四年第六期)，描写了一群时髦怪异的女子，她们开着吉普车，文身，剪寸头，时兴乞丐主义，在午夜出动。这些怪戾的女性组成的康乃馨俱乐部，主要实施对男性的报复。虹影的叙事把男女关系推到极端，它们构成妇女被压迫、欺骗、遗弃的历史。她们遭遇乱伦、强暴、愚弄之后就是被丢弃。不管是作为父辈形象出现的“父亲”和“主编”，还是作为情人角色出现的古恒或是鹰之类的男人，都遭到根本的否定，那些困扰女性由来已久的焦虑和恐惧，现在被细致呈现出来，“乱伦”和“背叛”构成了全部男女关系的两个死结，两个无法逾越的基本障碍。在既定的文化秩序里，女性只有服从，现在这些不安分的女性精灵，猫、债主、妖精和螮蝀，开始挺而走险，她们实施的报复是对男性进行阳具切割。从表面上看，虹影的叙事显得极为离奇荒诞，那些行为方式，那些生活场景，都远离生活现实，如同梦境一样怪诞虚幻，它们确实也就是女性的白日梦，彻底的，不受现在文化秩序规范的女性白日梦。在这里面，女性的经验、感觉被再现得极为充分。彻底的女性叙述才具有毫不妥协的离经叛道的意味。

　　如果认为虹影白日梦式的叙事只是离奇古怪，那就过于表面化了，事实上，在这些放任而夸张的叙事中，隐含着相当尖锐的对两性关系历史的重新思考。这个叙事人“我”的命名，就构成对父权制的质疑，这次命名(螮蝀)是具有反讽性的。这个由父亲来命名的仪式，揭示了父权制的性暴力与文化史合谋的历史渊源。这一切都写在“字典”里——男权书写的历史典籍，那里面已经给定了女性的历史地位，这一切并且以中国文化特有的东方神秘主义的叙事加以权威性的表达，它被置放在天人合一的神圣结构里。当然，还不能说虹影的思考就非常清晰而深刻，但她的追问是有挑战性的。在迄今为止涉及到妇女与男性、与社会对抗性冲突的小说里，虹影的叙事确实是最极端的。八十年代中期，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中出现的追求个性和现代精神的女性，她们还难逃男权崇拜的怪圈，随后的残雪则把男权推到一个被质问的位置上，残雪的女性是以逃避的、纯粹个人幻想的形式来拒绝男权世界，在陈染、林白和徐小斌的叙事中都可以看到对男权的逃避和怀疑，但她们多少都保留了男女两性调和的最后幻想。虹影则走向极端，在她的叙事中，女性一开始就是以报复的面目出现，她们采取了最极端的行为，那就是根本否定阳具的存在。当然，我未必欣赏和赞赏这种极端，也不是说越极端就表达了越值得肯定的女性经验，我想指出的仅仅是，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的走向所达到的了软弱无力的个人生活是如何被卷入环境——历史的、政治的、家庭的环境，而力比多的内驱力促使那些最亲近的人是如何成为个人生存的地狱。

　　虹影在这里颠倒了弗洛伊德的恋母情节。弑父/娶母的模式被改写为厌母/恋父的模式。小小一直没有一个真正的父亲，一个促使他完成象征性去势的父亲，这使他一直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厌恶父亲，不如说他同时渴求一个真正的父亲，一个慈善的、体面的、有能力的父亲，他在高晓的身上找到了这种形象的要素。但是高晓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他不过是一个同性恋者，小小“觉得高晓本来就是那种人，而且一步步把他弄成了那种人”。小小本来渴求一个父亲的形象，然而，高晓“心怀叵测，有预谋有计划地安排了他俩间发生的一切”。虹影令人惊异地写出了一个渴求真正的、理想化的父亲和母亲形象的刚成年男子的内心经验。后来出现了乃秀的形象，她是小小渴求的理想化的母亲形象，现在，不是父亲，而是这个想象的母亲使小小成为男子汉。她对小小的激励，使小小这个一直“对温柔妥协”的人成为“和父亲一样的人”。也正是在这时，在他真正成人之后，小小的母亲自己毁容，而小小看到江边那个人，他关上了门。《你一直对温柔妥协》并不是纯粹的心理分析小说，但是心理分析的意味，使它对生活的某些极端性的片面处境给予了直接的表达。深入到人类生活那些隐秘的角落，打开那些玄秘的生活死结，这篇小说应该说是有相当的力度。

　　不难看出虹影的写作一开始就定位在相当复杂的叙述极端程度。

　　虹影表现了女性的极端反抗，但并不等于她认同了这种反抗的有效性。小说的结尾，那个背叛者“古恒”(他的名字本身对男权文化的历史永久性地进行了讽喻)再次出现，这个和好的场景并未表明男女对抗的解除，相反，它也导向对极端反抗的怀疑。显然，虹影并没有像极端女权主义者所做的那样，断然否定男女在生活世界里的必然联系，她终究意识到二者的必要关系，问题并没有解决，留下的是更复杂的和更深的疑问。

　　就其小说叙事来说，虹影的叙事很有包容性和立体感。就《康乃馨俱乐部》而言，可以看到虹影把纯粹的女性幻想世界与个人的直接经验加以混淆，那些离奇的、放任的行为，那些激进的场景和不可思议的女性的心理，与极为细致的个人的感觉经验随时糅合在一起，使虹影的叙事坚韧锐利而又有可感性，也可能是长期写诗的缘故，虹影的小说叙事是以诗意化的断片展开的。她对那个城市背景的描写，对个人的自我意识的表达，经常显得相当纯净而透彻：“或许他们倒掉的垃圾中有我的一张黑白照片：静谧的夜晚，空气清澈，凉风抚摸皮肤，吹得衣裙习习翻卷。几乎是同一条马路，不对吗？那就是说同一地点，过去和今天截然不同了，在黑白照片上有两个人影，一个自然是我，另一个是古恒，我和他在马路上走着，我认为我的裙子在风中飘得很美……”这些描写是相当出色的，细致的内心感受与情境的创造达成了一致，并且起到了叙事的转换的作用。当然，虹影的叙事还很善于运用那些玄秘的动机，那些直接的经验(可以还原成日常生活场景)与女性白日梦最大限度地相互融合。因此，虹影的小说叙事可以放开手对生活进行断片式的任意书写。《康乃馨俱乐部》里的那些“我”的回忆和感受，与其他女子的活动，以及幻想场景，都如同一些随意涌现的生活断片，它们没有情节上和逻辑上的必然关联，但是叙事人的内心感受始终制导着叙事的展开，把那些散乱的场景组合在一起，把现实和幻想打碎，加以重新组合。在这里，对生活进行断片式的书写与她寻求生活隐秘悬而未决的诗意达到了外在与内在性的统一。

　　《逃出纽约的其他方法》(《小说家》一九九六年第六期)是这部小说的高潮部分，不管是作为叙事客体性机能的“玄秘”，还是女性生活内在隐秘的欲望，或是那种对生活进行断片式书写的叙事方式，那些场景和意象的运用等等方面，都得到了全面的发挥。

　　这部分小说对时间、地点的强调是值得玩味的：纽约，二〇一一。时间和地点都远离当代中国，它的视野对准发达资本主义的超级都市——纽约。而时间则是未来时二〇一一。如果认为小说由此进入科幻领域那就错了。时间在虹影的小说叙事中并不是那么重要，而绝对的虚构性，则使时间仅仅成为任意虚构的借口。这是一次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式的文学翻版，它是以东方主义的视点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进行狂想式的书写。在西方近世资本主义的文学叙事中，“东方”一直是作为一种奇观，作为一种未开化的、永久不变的、不可思议的、荒诞不经的“他者”而存在。现在，这种视点被转嫁到西方，一个荒诞混乱的后工业化或高科技时代的西方，它现在被放逐到东方的叙事视点中。小说叙事从入关开始，主人公踏上这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土那一时刻，就发生谬误。

　　有趣的是，机场工作人员都是中东人，他们的“黑胡子拳曲得几乎像天方夜谭里的苏丹王”。这个绝对的西方已经非常可疑，这里充满了东方的色彩。西方被东方化了，这是自以为是的西方始料不及的失败。

　　虹影过去玩弄的“玄秘”，现在大张旗鼓变成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荒谬，变成一连串的错位或误置，这个来自东方古国的女子，莫明其妙被扣，又莫明其妙释放并获得“哥伦布前大学”三年的全额奖学金，居然连导师的面也不用见。她变成一个到处游荡制造事端的社会闲杂分子。这个“我”同时成了一切喜剧和闹剧的参与者或见证人。

　　这整个故事就是由一连串的胡闹构成，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奇遇使故事随意转折。然而，它又有着极为真实的现实内容，它几乎涉及到了当今西方各种各样的症结性问题，概括了当今国际化的各种思潮和文化面貌。种族歧视问题、邪教问题、女权主义、高科技崇拜、环境保护、移民问题、文化多元主义……它制造了一个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全息图，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后现代超级奇观，一个盛大的新世纪的狂欢节，它是后当代寓言和女性白日梦最奇妙的结合。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女性主义小说第一次与国际化思潮对话——尽管有人认为这种对话纯属多余，纯粹是在给大中国丢脸。但我依然认为当今中国的小说写作眼界过于狭窄，缺乏基本的当代性，缺乏基本的当代知识背景。至于女性小说更是封闭于自我个人的内心世界，不断地重复复制个人的经验。在这一意义上，虹影的小说揭示了一种新的经验，打开了一个广阔的视野，它的独特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第三部《布拉格的陷落》(《花城》一九九六年第一期)，再次以恢宏的笔调写出一幅新世纪的全景图。这部分以戏谑的叙述开端。它类似警匪片之类的电影场景，极权政治与恐怖活动混淆一体，现代高科技与资本原始积累相得益彰。这个场景充满喜剧和闹剧色彩，具有奇观性并且在制造悬念。小说笔锋一转，却转向描写我与“花穗子”的恩怨纠葛。虹影一直想表现男女之间的对立，现在她把视点转向了女性自身，也许在虹影的理解中，女性之间的背叛，女性内心的正义与良知的分裂更可突现新世纪的人伦境况。小说选择“布拉格”为背景，也许不无象征和隐喻的意义。布拉格这个东欧的古城，曾经是本世纪初欧洲重镇，十九世纪的古典式建筑显示了其历史之厚重，也可见其历经的历史变故。布拉格本身是个世界史轮回的见证，然而也是历史沦落的缩影。现在这个勉强回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的古旧城市，被东方(中国)的一个跨国公司所控制，东方(中国)人在这里为所欲为，接近横行霸道，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依然是利润第一，这个曾经用意识形态来控制国家现在则把经济放在首位。小说叙事在两个反差极大的层面上展开，一方面是叙述人“我”与“花穗子”的关系纠葛，另一方面是光怪陆离的新世纪式的末日场景。中心命题依然是虹影惯常思考的性与人类存在的真谛。

　　在这里，女性的白日梦式的叙事再次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并且更加有意识地与对历史进行寓言式的书写相结合。要准确表明这部分小说的历史寓言意义是困难的，总之，作者任意发挥奇思异想，对人类复杂的处境、两性关系、友情与忠诚、正义与良知，以及人类的终极性等等，既进行不懈的探索，又加以尖刻的嘲讽。千年之初之末的灾难意识，对原罪的恐惧，与作者热衷于表现的生命欢愉加以混淆，使人难辨真假。但不管如何，还是可以看出作者的手笔大起大落，背景极为开阔，文化代码异常发达。在这一意义上，这部分小说与第二部分一样，可以说作者有一种当代中国作家普遍所欠缺的那种全球化意识，也就是在全球化的历史场景中来表现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资本主义全球化，并不仅仅是西方向东方(亚洲)的扩张，同时，还有东方向衰败的欧洲的扩张。作者的这种假想虽然很难说有现实依据，但也不失一种对现行历史的颠覆。作为一次彻底的后现代式的写作，《布拉格的陷落》是汉语写作少有的开放式的文本，它涉及到时空的随意变化折叠，它卷进无数的作为“他者”存在的文化代码(如各种各样的书名、音乐作品名和历史人文知识)，它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种自相矛盾的惰感因素，它同样涉及到后当代那些历史事件和敏感的主题，如恐怖主义、性变态、暴力与毒品、高科技的反人性问题、跨国资本输入、东方主义……《布拉格的陷落》显示出虹影充分展开叙事的能力。

　　不难看出，虹影并不长的写作经历也包含着不同时期的变化。过去的那种过分追求叙事方式和隐秘意味的倾向，更多为明晰和写实所替代。尽管《一个流浪女的未来》充满了虚构的荒诞，但它的叙事本体是有现实为依托的，它的整体叙事明晰而流畅，而局部场景也在玄机之间透出生活原本的面目，我想这种变化是明智的。过分的实验性文体已经没有多少革命性的意义，在格非和孙甘露之后，中国小说已经没有多少形式方面的障碍需要逾越，况且格非和孙甘露以及余华都作了新的调整。在常规写作的意义上，我更赞成“细微的差别”，某种四两博千斤的探索性实验，即把常规叙事作些微的调整，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虹影有那么多的奇思怪想，有极好的语言感觉，有设置结构和玄机的足够智商，她放平实些，她能保持全球化的叙事视野，关注那些敏感的后现代时代的难题，更多地回到直接的现实经验，回到对现实的生存和对人实际命运的关注，她肯定会有更大的作为。

　　毫无疑问，虹影的写作是属于最有争议的一类，在这个文化多元主义的时代，使用断然的价值判断是困难的。我们无疑有必要，有足够的承受力去理解这种极端的存在。正如人们终究接受了先锋派的小说叙事一样，也正如人们以复杂的心态兴趣盎然地阅读王朔的小说一样，人们终究会对虹影的小说刮目相看。

　　于荷兰莱顿I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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