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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


  他们约好了第二天再来办公室,因为第二天正好是周日休息。他知道人事部门看档案必须有两个人签字表示在场,不过乱局之时,不上规矩之事太多。

  第二天一早他就到了办公室。那位老同志已在那儿等着他,两人一起在盖满灰尘的几大间柜子里翻找,最后找出了柳璀父亲所有的案卷,一共五大包。老同志说,“全在这里了,你是想看一眼,还是不想看一眼?”

  他想了想说,“看一眼目录吧,回北京万一父亲问起,也好有个交代。内容就不必看了。”

  那档案里大都是文革时期的材料,有柳璀的父亲自己写的检查,每份都是几千字,有的上万字厚,其他大都是别人揭发他的各种“罪行”,不知为什么他有那么多仇人。四川的干部分派,文革中往死里整人,李路生以前听说了,这次才体会到。文革前那些在柳璀的父亲手下工作的人,认为他装老实得宠,这时变成了一派的结合对象,所以什么法都用得出来,最后想出绝招。李路生说有一份材料他却仔细看了,因为揭发者竟然是柳璀的母亲。

  “不用你说了,”柳璀打断李路生,她激动地站起来说,“你是说我父亲自杀,是由于我母亲‘揭发’!”

  他不高兴了,说,“我没有说这话。你也太自以为聪明了。这种刑事结论我怎么能下?况且文革压力下,做违心的事,多得很,北京那个大作家自杀,不就是因为家属揭发。我当然无法判断你母亲说的,哪些是逼出来的,哪些是她自己的怨气,我只是说,当干部的人,一旦后院起火,最无法忍受。”

  柳璀想起母亲肚子上那道大蜈蚣的伤疤,想起母亲告诉她往事时那种奇怪的神态,不禁心里发抖。母亲莫非心里真恨父亲,因为父亲当时只要孩子,不要她的命?生出柳璀后,母亲对父亲的情便了断?

  她仿佛看见那江中的一只船,母亲躺在船舱里,绝望看着父亲的眼睛。“不,”她心里痛苦地叫道,“别这么说,我受不了。”但是她只是看着李路生,慢慢地说,“你是要我向你保证我的忠诚,不会‘后院起火’?那么你的忠诚呢?”她伤心地说,“那么你的忠诚呢?”

  “别这么不信任我。”李路生说。“我早说过了,有你这样洁身自好的妻子,我才能清廉为官。”

  这个丈夫又来这一套装傻了,柳璀领教够了,她不想再追下去。她只关心那个自己有过的家。“你还有什么没有说的,请告诉我。”柳璀说,“我不希望以后再有一个什么时候,你再抖出我父母的‘秘密’。”

  “没有了,绝对没有。”

  “那么你一定知道当时他如何自杀的?”柳璀问。

  “说了你别难过。”李路生回忆道,“你父亲被打得半死不活,人家以为他不能动了,看得松一些,结果他从地上爬起来,从十二层的楼上跳下去。我在档案里看到医院的死亡证明,还有一张照片!作为证据附在里面。”

  柳璀泪水流了下来,她伸手一下子抹去。父亲跳楼,现在她不用想象,就能看见那惨状,脑袋裂开,眼球蹦裂,一滩血混着白白的脑浆,她的手指和四肢都发麻了,忍不住颤抖,虽然她有预感,却一直都不敢想象这惨状。

  关于父亲的死,母亲没有完全说实话。这么多年,谁也不愿意告诉她,甚至她自己也不愿意打听清楚。李路生这次翻牌,也不是为了她,而是为了他自己。他希望保住这婚姻,在他政治生涯转折点不要出事,柳璀应当以他的大局考虑。

  她应该原谅他才是,原谅并且忘记。可是她无法做到。江上有夜轮行驶,不过那鸣叫很低沉,全被挡在厚厚的窗帘外了。

  那火车在高声鸣笛,车厢里全是和她差不多年龄的人,他们急着去北京朝圣,在火车向前滑行时,她终于挤上去了,蜷缩在过道里,坐了两天三夜到北京。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到北京,费了好些周折,她找到了李伯伯家,一个独家院子,全副武装的警卫不让她进,说是李伯伯不在家,不能让任何陌生人进。她拿出父亲的信给警卫看,警卫不看,也不进去通报,文革期间,“上访”的人太多。

  她又饿又累,便坐在院门前的石梯上,渐渐浑身发烫,头非常痛。她的身体软得躺倒下来,她想她可能会成为可怜的鬼,死在他乡,无人理睬,无人在意。幸运的是李伯伯喜欢她,幸亏军队内部斗得不凶,她在这个家里存在下来,她常常背着人独自落泪,心里牵挂父亲。李伯母当着一家人的面,说过柳璀,怎么看不到这女孩子脸上的笑容?

  她在这一刻,清楚地看见了她的十六岁!寄人篱下,她从不这么形容那段岁月,直到这个夜晚,她才明白李路生也是把她当作被保护人,一直是示恩于她而已。实际上无人真正关心过她,那些在她生活中穿过的人,谁也没有花功夫走入过她的心灵。从那时起,她内心的痛苦,就一直被她自己小心掩埋起来――那种孤独,那种永远无法解脱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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