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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他就是那样的男人!我在回家的路上把他恨死,决定今后再也不理他了。但在晚上躺上床时,我禁不住又想着他,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逃跑?是我不对。我抚摸自己的脸,想象是他的手,顺着嘴唇,脖胫朝下滑,我的手探入内衣触到自己的乳房,触电般闪开,但又被吸了回去,继续朝身体下探进,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传遍全身,我闭上了眼睛。

  整个白天,我在努力拒绝回想与他在一起的情景,没有想过他一分钟。黑夜笼罩,一切归于寂静,历史老师的形象便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如果那会儿他动手抱住我,我会怎么样,挣扎还是顺从?

  我的脸红着,耳朵里老鼠在楼板夹层的跑动,天窗外不知是哪家的婴儿在委委屈屈地哭啼。过了一阵,堂屋里有人在咳嗽。我轻脚轻手在床上坐起来,咳嗽声就停了,一躺下,那声音又响起,故意不让我睡觉似的。

  堂屋有个樟木棺材,又重又大,是我家对门邻居程光头为他的老母亲做成的,用了他一个长工休假。棺材比我的年龄还大,我还在满地爬时,就在最里端的石墙一边搁着了,冷冷冰冰的,有一张不够长的塑料布搭在上面挡灰。里面堆了陈年谷糠壳,不知谁把一个不下蛋的母鸡放在里面,一睡就是几星期,弄得程光头站在天井,叉腰跺脚骂爹骂娘。鸡主人忌讳骂棺材会落得晦气,但也迎着程光头对骂开了,好象是他的鸡受了委屈。

  程光头是驳船上的伙夫,船停在江北维修,放假回家。清晨打太极拳,夜晚拉二胡,都是看不得听不得的水平。他爱摸自己剃剪的光头,不等头发长出,就要用剃刀仔细地刮掉。每回从船上回家,还未到院门口,就开始叫起“妈,妈,”一直叫到走进院门,跨入堂屋右侧自家门老母亲跟前才停止。他的父亲在日本人空袭重庆时丧命,母亲才三十出头,未改嫁,两只三寸小脚,独撑着一艘打鱼船在嘉陵江上,把他拉扯成人。母亲如今已是七十奔八十的人,病病歪歪,大都在屋里躺着。

  婆媳不合,在这条街是家常便饭。可他家的情形有点特殊。他太有孝心了,半夜也会从老婆床上跑到母亲床前,帮母亲掖被子,怕母亲受凉。老婆后来受不了,一气之下住进纱厂集体宿舍。院子里的人听见“妈,妈,”的叫声响起,就上前搭讪:“哟,孝子回来啦。”他笑嘻嘻地点点头。

  盖得严严的棺材,母鸡在里面没有闷死也是怪事一桩。文革中程光头做过工宣队,去过北京,参观过先进经验,回来后津津乐道,是我们这一带最见过世面的人。那几年他把棺材搬回自家半截敝开的阁楼上。堂屋贴满语录、忠字,伟大领袖的画像。一大早他指挥向伟大领袖做请示汇报,没有人敢不来,我不会唱歌,声音细而尖。

  除夕夜的饭菜太香,穷人家平时吃得节俭,过年还是有好吃的,藕炖肉骨头,盐炒花生米,特别是凉拌红萝卜丝,上面浇了平时不会有的香喷喷辣滋滋的辣椒油。但母亲不管我们有多馋,都不让我们先动筷子,通通赶出房间,让我们在冷溲溲的堂屋或天井站着。她一人在房内,天知道在干些什么,嘴里心里念叨着什么。母亲说不这样,祖先会不高兴。

  “祖先都不在了,啷个会知道?”我不识好歹,姐姐哥哥们都闭嘴不说,我偏要说。

  “乱讲,祖先这阵子就在我们边上站着。”母亲恨了我一眼。

  等一家人可以坐拢在桌前,母亲指着桌上碗筷说:“你们看,刚才筷子头朝外,现在头朝里了,祖先来过了。”

  “来过了。”四姐附和。

  “六六,你拿筷子改不改?”母亲逮住了我。我举着筷子,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茫然状。

  “你看,筷子不能握在头上,在头上,你以后会离家远走,再也回不来。你拿近点,这样就总会呆在父母身边。”

  我的手移到筷子中部。

  “不行,这样也不对,你耳朵生翅膀了,总听不见我的话?不能叉开筷子,叉开了,你守不住钱,会一辈子穷。象这样,拿稳,大拇指和二指压在一块。看你。教都教不转,得了,你今天先吃饭,明天给妈改过来。”

  姐姐哥哥端着饭碗,埋头吃他们的饭,象未听见一样。

  一到清明节,父亲有时一人,有时也带上我和五哥去山坡挖清明菜。小心摘,留住根。他说这样明年我们还可以摘到,饿肚子那几年就是连根也吃了,到现在野菜越来越难找。

  这种野菜,奇怪极了,只在清明节前鲜嫩嫩,过了节就显出老相,即使是清晨露珠亮亮地滚动在菜叶上,也那样,有点象女人的生命。它叶不大,也不宽厚,生有一层淡白色的毛,茸茸的,一小棵一小棵。用清水洗净后,切碎,放入和好的面粉里搅混,用手拍扁,一个挨着一个,放在炒菜用的铁锅边上。待锅底水干,便揭开盖,把锅倾斜地在灶上转动。熟的清明菜有股清香,粘粘连连的,有个好听的名字:清明粑。

  父亲叫我们吃清明粑时别说话,他的严肃劲和母亲祭祖先时不一样,有种让我们畏惧的东西。父亲远离家乡浙江,在战火连绵、生死未卜的行军途中,遇到乡亲,才知道了父母早已去世,他的祖先之魂,太远了一些,不容易召到飘流它乡的儿子身边。

  第八章

  1

  拂晓前我醒了,再也睡不着。大姐在床那头,她睡相不好,腿压在我的身上,我把身子往墙里轻轻挪,盖着薄被单侧身对着墙壁。

  那些早已逝去的年代,大姐在江边不过是匆匆画了一幅草图,她很明显略去不提一些至关重要的笔墨。她说的一切并不能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我在这个家象个多余者?

  我躺在床上,脑子从来没有这么活跃过,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越想疑惑越深。六十年代初共产党发现鼓励生育之愚蠢,这块耕作过度的国土,已挤不下那么多人。于是,猛然转到另一头,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基数已太大,为时过晚,政策和手段只能严酷:一家一胎,男扎女结。

  中国人多了,难道我也多了?

  天亮时我就便秘了,肚子极痛。很奇怪,我心里一有事,就会便秘。这原是从小就有的毛病,南岸女人常见的玻家里没有卫生间,只有尿罐夜壶暂时盛一下。人一多,就没法用。院子里没有厕所,得走十来分钟弯扭狭窄的泥路,到半个山坡的人家合用的公共厕所。厕所没人照管,女厕所只有三个茅坑,男厕所我从未进去过,但知道比女厕要宽一倍,多三个茅坑。这一带的男人为此常夸耀,“女娃儿生下来就该有自知之明,看嘛,连茅坑都少一倍。”

  公共厕所从大清早就开始排队,女厕所队伍长得多。拉肚子着急的人,年龄稍大的女人绕到厕所后,到没遮没拦的粪池,不顾脸地扒下裤子,蹲在边上。男人可以随便找个什么地,最多跑到江边解决问题,之后,学猫和狗,用脚把河沙扒拢遮掩上。

  不知情的人遥遥一望,——那些蓬头垢面衣衫不整、肿眼皮泡的排队者,会误以为是一家早食店,那些人是为了买黄酥酥脆生生的油条。

  我老听人不断地说红爪爪,女厕所才有的一种怪物。说是从茅坑下会突然伸出一只鲜红的手爪爪,抓烂你正暴露无遗的下部。吓得人都不敢上厕所,或蹩在家里,须叫上足够多的人去压阵。公安局破了案,说是坏分子耍流氓,用红药水染涂满手,躲在茅坑里装神弄鬼。也有另一种说法:公共厕所少,不够用,有人想出毒招,编恐怖故事,吓唬人不敢上厕所,编故事者才能顺当地拉屎。

  女厕所的三个茅坑脏到无处下脚,白蛆,还有拖着尾巴发黄的蛆,蠕动在坑沿,爬到脚边。

  想在家里方便,好不容易等房间没人了,门刚一闩上,走进布帘内就听见了朝门口来的脚步声、敲门声。有时忘了闩上门,随时都有人跨进这间共用的屋来,我就只得屏住气息,一声不吭地等着人出去。经常,生理要求一下子就消失,那些应排出身体的东西留在肚子里。

  2

  厕所里女人经常拉出寄生虫。从肛门里钻出的蛔虫,有时多到缠成一团,亮晶晶的,有点粉红。打虫药并不贵,但费心打虫的人不多,认为吃药打虫没什么用处。虫在没油水没营养的肠子里,四川话说“没捞捞,”就会不打自下,另找转世投胎的办法。

  那是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圆脸,脖子瘦长,和我年龄差不多,她住在粮店那条街上。不清楚她怎么跑到我们这一带的厕所来,想是路过,或是那一带的厕所队伍更长。我已排到厕所内等,第二,马上就轮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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