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女儿(2)_虹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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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过江渡船下来，颤颤悠悠过跳板，在砾石和垃圾的沙滩上走上十多分钟，抬起头来，一层层一迭迭破烂的吊脚楼、木房、泥砖土房。你只会见到一个最不值得看的破屋子迷魂阵，唯有我能从中找出一幢黑瓦灰砖的房子，面前一块岩石突出在山腰上，伸向江面。这一带的人都管这一角叫八号院子嘴嘴，它位于野猫溪副巷。野猫溪副巷整条街只是一条陡峭的坡道，青石板石级低低高高不匀，苦楝树，黄桷树，还有好些有时臭有时香的植物，歪立着好些早就应当倒成一堆堆木块的破房子。八号院子嘴嘴院墙和大门黑黝黝，一侧墙红黑砖相间，任意地泼了点色彩。那是得福于一场雷雨，电劈掉了半壁墙，重砌时，碎砖不够，找来一些红砖填补。　　这还不是我的家。从窄小的街上看，只会看到一个与整个地区毫无二致的灰暗屋顶。和八号院子平齐的是七号院子，我家院子是六号，顺山坡地势，略略高出前二个还象样的院子，墙板和瓦楞长有青苔和霉斑。天井和堂屋有近二十多平方米，左右是一大一小二个厨房，四个阁楼。大厨房里有一个小回廊，连接后院，还有阴暗的楼梯，通向底层的三个房间和两个后门。　　这么一说，象个土财主的宅子。的确，原先不知道是个什么人家的住房，1950年共产党来了，房主人很聪明地落个下落不明，家俱和几台土织布机充公搬走了。住在沿江南岸木棚里的水手家属们，立即半被分配半自动占领了这院子。所以当我说的什么堂屋，回廊，后院，偏房，阁楼等等，只是方便的称呼。　　这个原先的独家院子住了十三户人家，不管什么房间都住着一家人，大都是三代人，各自的乡下亲戚熟人时来时往，我从小就没弄清过这个院子里住了多少人，数到一百时必掉数。　　3 　　我家一间正房，只有十平方，朝南一扇小木窗，钉着六根柱子，象囚室。其实我们这种人家，强盗和小偷不会来光顾。窗只在下雨时在冬天夜里关上。而窗外不到一尺，就被另一座很高的土墙房挡得严严实实，开了窗，房里依然很暗，白天也得开灯。从窗口使劲探出头往那墙顶上看，可看到一棵大黄桷树的几枝丫丫。从中学街操场坝流下的小溪，在树前的峭壁上冲下陡坡，从那儿流入江里。夜深人静，溪水哗哗响，一点也不象野猫，倒象一群人在吵架，准备豁出命来似的。　　我家幸好还有一间阁楼，不到十平方，最低处只有半人高，夜里起来不小心，头会碰在屋顶上，把青瓦撞得直响。有个朝南的天窗，看得见灰暗的天。　　这两个房间挤下我的父母、三个姐姐、二个哥哥和我。房子小，人多，阁楼里两张我父亲手做的木板床，睡六个孩子。楼下正房也就是父母的房里，一个藤绷架子床，余下地方够放一个五屉柜，一把旧藤椅，一张吃饭桌子。　　家里孩子大了，夜里只能拆掉父母房里的桌子，放一个凉板床，两个哥哥睡。白天拆掉凉板床，腾出空来放桌子吃饭，洗澡的时候，再拆掉桌子和凳子。说起来手续繁杂，成了习惯也简单。　　1980年，我家住在这个院子已有二十九个年头了。1951年2月1日由江北刚搬进这间小房时，父母只带着二个女孩。毛主席在五十年代鼓励生育，人多热气高，好办事，而且不怕打核战争，炸死一大半人，中国正可称雄全世界。大陆人口迅速翻了一倍半，八十年代迈入了十亿。　　从我生下，我们一家成了八口，我从未觉得家里挤一点有什么了不起，以前，下乡插队的姐姐哥哥只是偶然回来，现在文革结束了，知青返城，开始长住家中。到1980年这二间板房快挤破开了，象个猪圈，简直没站脚的地方。这年夏天的拥挤，弄得每个人脾气都一擦就着火。　　几天前母亲对我说，大姐来信了，就这两天回来。　　大姐是最早一批下乡插队知青，因为最早，也就最不能够回到城市。她离过三次婚，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比我小六岁，生了孩子就往父母这里一扔，自己又回去闹离婚结婚。“天棒！”母亲一提起大姐就骂。“我啷个会养出这么条毒虫？”大姐一回来，呆不了几天，就会跟母亲大吼大吵，拍桌子互相骂，骂的话，听得我一头雾水。直到把母亲闹哭，大姐才得胜地一走了之。　　但不知为什么，大姐不在，母亲就会念叨。一听见大姐要回来，母亲就坐立不安，时时刻刻盼望。我总有个感觉，这个家里，母亲和大姐分享着一些其他子女不知道，知道了也觉得无关的拐拐弯弯肚里事。　　就这年夏天，好多事情让我开始猜测恐怕那些事与我有关。一家人中唯一可能让我套出一点口风的，是大姐。因此我也和母亲一样，在盼大姐回来。　　我是母亲的一个特殊孩子。她怀过八个孩子，死了二个，活着的这四个女儿两个儿子中，我是么女，第六。我感觉到我在母亲心中很特殊，不是因为我最校她的态度我没法说清，从不宠爱，绝不纵容，管束极紧，关照却特别周到，好象我是个别人的孩子来串门，出了差错不好交代。　　父亲对我也跟对哥姐们不一样，但方式与母亲完全不同。他平时沉默寡言，对我就更难得说话。沉默是威胁：他一动怒就会抡起木棍或竹块，无情地揍那些不容易服贴的皮肉。哥姐们，母亲一味迁就纵容，父亲一味发威。对我，父亲却不动怒，也不指责。　　父亲看着我时忧心忡忡，母亲则是凶狠狠地盯着我。　　我感觉自己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大失望，一个本不该来到这世上的无法处理的事件。　　4 　　父亲在堂屋裹叶子烟，坐在一张矮木凳上，叶子烟摊在稍高些的方凳上。方凳的红漆掉得只剩几个斑点，凳面有个小方块，嵌镶着四块瓷砖，中心是朵红花。这样讲究的凳子不知从哪儿来的。他熟练地裹烟。堂屋里光线黯淡，但他不需看见。他眉毛不黑，但很长，脸上骨骼突出，眼神发亮，视力却差到极点，一到黄昏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很少笑，我从未见过他笑出声，也从未见他掉过泪。成年后我才觉得父亲如此性格，一定堆积了无数人生经历。他是最能保守秘密的人，也是家里我最不了解的人。　　我放学回家，见房门紧闩，里面传来洗澡的水声。　　“是你妈回来了，”父亲说，极浓的浙江口音。“饿了没有？”他掉过头来问。　　我说，“没有。” 　　我把书包挂在墙钉上。　　父亲说，“饿了的话，先吃点填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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