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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

《K》把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结合到男女关系上，所有的文化其实是两条——食色。文化的根就是两个基本点。东西方文化回到这么个原初的状态碰撞，就产生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 　　他们两个人一定意义上讲是一场战争——文化的战争，文化的冲突，小说中最后是林的东方神秘主义打败了朱利安的西方男权主义 　　记者：虹影，你如何看女性写作和女性主义写作，女性主义在你的写作中，是有意为之，还是性格、本性下意识使然？ 　　虹影：女性写作，当然不可能不包含女性主义。谢谢我佛让我今世做女人。 　　刚才王干说了那么多，得益不少。我得说句绝话：怎么没听见人谈“男性主义”？说“东方主义”，怎么“西方主义”这词就流行不起来？在美国陈小眉写了一本书《西方主义》，这词依然没有人使用。就像怎么老听见人说谭爱梅是华人作家，英国有个表现黑人生活的白人作家，怎么没人说是个黑人作家？ 　　陈晓明在评论我的长篇《女子有行》时，称之为“女性白日梦”，很对。但是男性有没有白日梦？当然有，但是男性的白日梦就直接叫“白日梦”，或“主流白日梦”。 　　所有这种词，都是“弱势集团”用来自卫的术语，强调自己应当特殊的对待。以前的文学史，都是男人主宰；文学评论，是男性批评家世界；写小说，是男人的事。这才需要强调女性的特殊，就像以前必须有多少女性干部硬是得提拔培养一样。 　　我们要看一下中国文学界读书界，女性作家有没有必要再标榜女性主义？ 　　我个人觉得没有此必要。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弱势集团，至少我不想做一个弱势群体中的人。 　　我愿意男作家、男评论家、男读者，就把我虹影当作家，别当什么女作家。实际上读者不会因为作家是女的就照应一点，没有上级，比如当初参加作协时，因为我是女的就特别培养我。 　　我认为，中国女作家完全可以在平等基础上与男作家竞争，抗衡。不打“女性主义”旗帜，不自贴标签，我们也能做到写出好东西，有意义有深度的作品。 　　如果我作品中有女性特征，属于女性主义，那我也不反对。男作家也一样有男性主义。这样回答你的问题：我本人生错了性别，既然为女的，我一些小说中的第一称叙述者就很自然是女的，她会从女性角度看待世界，所以，我的女性主义完全是性格使然，不必有意为之。新长篇《阿难》如果有女性意识，也是这个意义上的。 　　记者：你的《阿难》又将诠释诸般的女性经验，或者是什么新的路数？ 　　虹影：刚才我已经表明我的立场。写《阿难》这部小说时，我正在处理《K》，别人牵我进官司那些劳心费神的事。当时我在恒河边，真想一头跳入河里，一了百了，极端绝望。所以写《阿难》对我是一个锻炼，我必须心平气和，心静如水，每天清早坐在桌前，渴望跨越人世污浊的河，超越生死间的种种受苦。我得原谅这些磨难，我把自己的感情融入《阿难》，若你爱《阿难》，你就会爱我。 　　中国经济起飞了，人民富起来了，一部分人成了资本家，这好不好？当然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人民物质生活的富裕，一部分城里人已经过上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当然是大好事。这点必须肯定。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其副作用——没有副作用的药物不存在，况且是全社会商业化这样的猛剂。首先当然是改富之“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即职业道德，资本家也得有职业道德，至少有名牌意识。现在没有。一个个首富之垮台，大邱庄禹作敏、南德公司牟其中、厦门远华的赖昌星，都是恶例甚至罪犯，这个问题太大，《阿难》只是触及。 　　书中叙述者“我”既是女作家，同时也是北京的一个调查人员，她负责监视的有重大走 　　私嫌疑的南方一个大财团董事长，突然失踪。她得到情报，说是此人可能逃入印度。她觉得这没有可能，因为经济犯人一般逃亡欧美。但是她还是循迹追去，从德里开始，一路逐渐发现此人在印度流浪的踪迹，这个富商原先是流浪摇滚歌手，艺名阿难，现在似乎在重操旧业；她也发现此人上辈的身世，他的父亲二次大战中是中国远征军军官，流亡到印度，并且爱上一个印度女子。我书中主人公的追踪，引出两代人流浪的故事。最后，当她决定离开时，发生了事想不到的事。 　　此小说中流浪的路线，正是二千五百年前释伽牟尼与他的弟子阿难等流浪传教路线，一千多年前玄奘和尚也游历这一带。不同的是，如今的阿难流浪时已经没有信仰，在金钱诱惑下犯过罪，但有着漂流的愿望。他最后的结局，似乎不完全是畏罪，好像是这个漂流愿望的自然延伸。 　　小说暗示了佛教徒出家云游，四海为家，作为生活方式，远胜于正在迅速商业化的社会 　　中人心的污浊。解脱贪婪仇恨的办法，似乎是回向流浪的纯净。 　　《阿难》一直存在于我的心灵深处。《阿难》好似一本言情甚至惨情小说，但实际上是有趣情节掩盖的问题小说——不仅是当今社会现实，而是我们灵魂如何安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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