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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那个下午，他要看我身体。我说，那就平等吧。我们彼此脱了衣服，他从后面抱住我。我把他带到镜子前，侧过身去看他身体。他要与我做爱。我没同意，说还没有准备。他没有不高兴，只是理解地点点头。 　　之后我们到街上，到处找一家有空调的餐馆。不负有心人，我们找到一家小餐馆，干净清静，服务员热情，递上冰水，递上菜单，向我们推荐田螺，说是早上送来的，很新鲜，用姜爆炒。我们还点了一个木须肉和豆腐。没一会儿，菜端上来，尤其是田螺做得非常可口。我们用冰水当酒庆贺我们终于相遇，他让我说自己，随便说什么他都爱听。吃完饭，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带我到北大，见一个着名教授，她是他的好朋友。教授对我很亲切，削梨给我吃，又说我的性格像她年轻时。看得出来，他明显是请她做参谋。 　　第二天傍晚，门房告诉我有人找我。我跑出去一看，是他。我没想到，陪他到京顺路走，那是通向机场的公路，种植着大量的花树。他问我能不能陪他吃饭，我已吃过晚饭了，我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他说那位老朋友给我打了几乎满分，让他选我。在我之后，他又带过一个漂亮的女画家去，可是那位老朋友不给那女画家高分。我告诉他，我要去广州看在那儿做生意的梅惠子，第二天就走。 　　我天天看着旅馆对面骑楼下的鲜花店，那儿已换好几种花，茉莉没了，堆满菊花，我想到了他，可我想不起他的样子。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居然是他。他第一句话问我在哪里？第二句话要我答应嫁给他。 　　我说要好好想想。 　　我回到上海，继续上大学里的作家班。他除了电话就是一封封长信，催我到英国。第二年春天我才办好留学手续，飞到伦敦。他的家是一幢四家人合住各带花园的套房，两室一厅，厨房和浴室都小，放一个洗衣机都没多余的位置，不过两人住倒是很舒服。附近就是一个公园，还有一条清澈透底的小溪、19世纪最着名的社会主义画家诗人威廉·莫里斯的手工场，溪水中古老的水磨转动风车。周日有集市，售工艺品和南欧东亚食物，附近有一个全英国最大的超级市场，到地铁则需要走20分钟路。对我一个从未有过家的人来讲，这儿简直就是天堂。 　　衣柜里是他从旧货店里买了两件大衣和一些裙子内外衣给我，尺寸倒也合我身材。他烧好了土豆鸡腿，蒸了米饭。那天晚上我们做爱。没有想的那么好，也许不熟悉，男女初次如此并不稀奇。春天了伦敦夜里还冷得很，得点壁炉。他拍了好些裸体照片，因为夜晚光线不对，那些照片大多模糊，只有我拿着红苹果依靠床的一张最清晰，耸着眉头，或许是因为苹果象征上帝不可宽恕的罪孽。 　　他说在北京他见过十几位各式女人，有几位是文学圈里人，我听说过名字。他大撒网，想找一个做妻子的人。有的在见我之前，有的在见我之后。他和那位女画家，在公园里谈终身大事，他在公园里与她亲热。接下来发生的事，他像职业说书人，拍板叫一声：“敬听下回分解。” 　　我谈不上愤怒，他早就向我求婚，但不是结婚，即便是结婚，他也有权利改变主意，或许别人比我更适合做他下半生的伴侣。只是别的人都不如我，他才最后下定决心和我。难道不容许人服装店里挑来挑去，最后挑那看上去最惬意穿在身上最舒适的一件？后者更重要，冷暖自知。 　　好几个晚上我都和他说到自己的身世，说到1989年那个夏天的事。他眼睛湿润地说：“可怜的你，一次次捡了一条命，相信我，我会对你好的，永远爱你。” 　　他有兴趣看我写的小说和诗，给出很好的指导和编辑。我对他又提到80年代那些事，说得停不下来。他问我：“为何不把它们写下来？” 　　我开始写第一个长篇，那个全世界着名的广场不是远了，而是近了，每个人都在那儿盼望命运改变。我也在那儿盼望。因为盼不到，我才那么热切地希望见他，盼望他可以带我远离北京，远离中国，我对这个世界失望透了。 　　除了写东西，他说我应该在上学之余找工作，他不可能养我。我英文不好，绝没有好工作等我。他说你身段如此好，何不做摄影时装模特儿，赚钱又多，又不需花太多时间。 　　有时他陪我，有时我一个人去。有一家时装杂志要求严格，说我腰上有赘肉，必须减去。有一个星期我就只喝水和吃水果，做仰卧起坐，立竿见影，身材尺寸合格了。我能赚钱了，他的兴趣大起来，在电话簿黄页上找电话找公司。有一天他说拍私人电影更好，找到一家公司，按小时付酬。第一个顾客，一个头发微卷的英国中年男人，拿着录相机，要我先拍情爱戏，脱得一丝不挂。我很生气，拉开门走了。 　　回家后他很失望。他让我看性爱场面的录像，那段时间我梦里全是黄的阴茎白的阴茎，粉红深红的阴道，光身子的人堆叠在一块，集体性交，感觉不到性感，相反觉得他们是性机器。时间过得非常快，三个月过去，若是结婚，可随英国籍的他拿到绿卡，或是重新申请学生签证。对此，他犹豫不决。 　　结婚或是不结？他躺在地毯上，痛苦地想，像苦恼万分的哈姆雷特。 　　他愁眉苦脸，最后是他的一个英国女朋友给他下了决心，结婚并不会给你带来灾难，你怕什么？ 　　怕什么？不必怕。他想通了，马上开车带我去选结婚戒指。 　　我们去当地教堂见神父，按规定得有两周做礼拜我们必须在场，神父要问在场人：这两人愿意结为终身伴侣，有人反对吗？两周下来，没人反对，才可结婚。我们第二次做完礼拜后，去附近公园走走。下雨了，两人躲在一棵老橡树后，神父打着雨伞经过，他朝我们笑笑。神父走后，天上出现了一道彩虹。 　　他望着彩虹良久，然后说：“这是吉祥之兆！”他紧紧地拥抱我。 　　举行婚礼的那天上午，我们去附近一个黑人和艺术家喜欢的居住地，几乎每天那儿都有集市。我挑到一件粉白镶银片的像旗袍又不是旗袍的礼服，没中式旗袍惯有打结的领口，一试，非常合身。摊主只要5镑。又到另一家选了一顶白网眼的帽子，这个帽子倒要3镑。我在帽檐系上一根紫色的绸带，这帽子马上有了自己的灵魂。 　　下午在教堂，来的都是他的学生和大学里的同事。神父看见那么多英国人会说中文，吓了一跳，才说以前以为他是唐人街的老板，弄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姑娘来假结婚。我和他面面相觑，对神父之说，抱以理解之笑容。 　　参加婚礼的女客都问我，这身婚礼礼服在什么地方买的，真漂亮！多少钱？我该怎么回答呢？ 　　若我说在二手摊上，只花8镑钱，相当于人民币一百多块，就把这一生最重要的仪式度过。她们即使不嗤之以鼻，也会觉得我太没本事，女人一生最重要的仪式能如此过？！不能让男人付出血本，操办像样的婚礼，不要说钻戒，起码得有身新礼服。 　　我只能笑而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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