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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2

  我不想听了,索性推开门。沙发床上三个姐姐见我走出来,一愣,停住说话,不过马上腾出地方,让我坐。二姐还把被子拉过来,给我的双脚盖上,说:“奇怪,才十月天,夜间居然冷得刀抹脖子,晓得我们这儿没有暖气,将就点吧。”被子上面搁了一个布口袋,里面是花生,混合着剥壳的花生米,另一个大土碗装花生壳。姐姐们抓一把在手里,剥了,就扔进布袋里,动作一致,不快也不慢。她们转移了话题,说到母亲讲老家风俗,给死人开路时撒花生米,以后再投生,日子会顺顺当当。“妈呀,喜欢花生,她不是给幺舅的孙子取了个乳名叫花生吗?”大姐说。二姐与大姐互相看不起对方,大姐火爆,喜欢表现自己:二姐阴沉,心里总是有主张,从小认为母亲宠爱大姐,父亲也一样,她心里不服,但面子上不说

  出来,说出来,就是承认自己输给了大姐。

  二姐做小学老师,一直做到两年前退休,不必天天到学校去管小学生们,她的婚姻很稳定,丈夫准确说来也是母亲定下的对象,很爱她,两个儿子听话,连儿媳妇也一样。还未抱孙子,日子倒也清闲。

  大姐结婚离婚好几次,生了两女两儿,孩子随处扔。我18岁那年,大姐回到重庆,找到断了十多年联系的知青——初恋情人,回到煤矿就不顾一切地与丈夫离婚,离婚后,回了重庆,如愿与初恋情人结婚。大姐的二女儿小米也回到重庆与他们一起住。

  大姐与丈夫并不快乐,三天两头吵架,分家具,分碗筷,最后分床单,一人拉一头,要撕去一半,结果她一急,摔倒在地,中了风,双腿不能动弹,连话都说不出来。丈夫态度大变,天天跑医院照顾,按摩她的双腿。两人和好如初。靠了爱情的力量,三个月后大姐能说话自如,腿也能动了。

  三个姐姐与我有相似的脸,眼睛比较大,瓜子脸形,都带有几分我们共同的母亲的神态。这剪不断恨不了的血缘,使我们四姐妹在这个深夜促膝围坐一块,剥送丧花生。

  我们曾有过如此近的时刻吗?

  小时吃团圆年饭围着桌子坐是这样,但我都被喝斥到屋角小板凳上,说小孩子不能上桌。大一点了,能上桌吃团圆年饭,哥姐下乡当知青,总有一个不能回城来,哪怕后来,我们各自有自己的家,逢母亲生日或是过节天,回重庆看母亲,都是杂七杂八沾亲带故一大桌子人,记忆中好像从未有我们姐妹四人单独坐在一起。

  能感觉到母亲依然在屋子里走动,起码能嗅到她的气息,若是她和我们坐在一起,那该有多好,可她一个人躺在楼下冰冷的棺材里。

  当我不在这个屋子里,母亲是什么样的?

  她穿着舒适的平跟布鞋,天一亮就起床,在阳台上做做早操,然后上卫生间洗漱,拜桌上的观音菩萨,吃五嫂做的早饭,有时是面条有时是稀饭。她喜欢吃包子豆浆,五嫂做不来,会上中学街给她买来。吃过饭,她到楼下屋子里转转,也可能到江边走走,透透新鲜空气,也可能参加老年人集体活动,跳跳集体舞,打打太极,锻炼身体。中饭等着上中学的孙子回来,祖孙吃过饭后,午休2小时,孙子上学,她开始织毛衣,帮五嫂理理菜,和楼下邻居打打麻将,晚饭五哥孙子回来,她的话多起来,告诉五哥这一天她遇到了什么老熟人,院坝里来了一个什么弹棉花的人,原来其父就做这一带的生意,没想到儿子承父业。一家三代和和气气吃完晚饭,母亲在走廊上走走,逗逗邻居家的小狗小猫,或者与二姐大女儿通通电话,之后看电视,或去看戏。上床睡觉前,冲个澡,把假牙取下,洗净。每个周末儿女孙子们都回来看她,或接她到家里玩,计划走走幺舅或干儿子守礼家。若是清明,上父亲坟烧香之后,母亲要请大伙儿去餐馆吃饭。到了端午,母亲一早起来,会翻箱倒柜找出五色线,手腕、脚腕上的那根五彩线。她会一一打电话,会叮嘱家里子女孙辈不要忘了回家。母亲指挥五嫂在门前挂艾蒿和菖蒲,留两枝在手中,绕屋子每个角落走,请鬼魂出去。家中每回一家子人,她都细心地把彩线系他们的手腕上,一边系,一边嘴里念叨:

  “长命缕,续命缕,五色叠五色,辟兵及妖鬼,吉运高高照,命人不病瘟。”

  她不厌其烦地叮嘱儿女孩子们,在夏天第一场大雨来时,才可把彩线抛到江里。母亲会带领大家用泡过的糯米,教孙子如何折粽叶,如何装米,一些用腊肉芯的,一些用鲜猪肉芯,如何系线,才是既好看又牢固。母亲兴致好时,会与姐夫和大姐喝五六盅雄黄酒。到了中秋,她会拿出最好的茶叶,布置好桌子,放好碗筷杯子,等着儿女带回月饼。吃饭前,会给父亲举杯,大家动筷子前,让孙子拍个全家福合影。母亲较少过重阳,新年也不是重点,春节才是,早早就准备,早早就打扫尘埃,布置房间,做新衣,准备年货礼物。母亲要把所有的亲戚都请到,也要走亲戚,更不忘去庙里给外婆外公父亲和家里祖宗们烧香拜佛,给儿女及孙辈求个佛的保佑平安。母亲坐在上席一家之主的位置,穿着新衣,笑吟吟地享受儿孙满堂的欢悦,她给压岁钱一点儿不含糊,她看电视里春晚节目,还加评论,一屋子人都笑得前仰后倒,给她捶背,削了苹果递给她,每个人都围着她转,讨她开心。恐怕大观园的贾母,也不会有母亲的好福气!

  像家里人经常告诉我的一样,母亲的晚年过得如此有规律愉快,丰富多彩,她的生活令周遭邻居,尤其是老太太嫉妒。

  如此情形,我大可不必担心。每回打电话给母亲,她总是对我说:“六姑娘,我过得很好,你不要担心我,你姐姐哥哥嫂子姐夫对我都非常有孝心,你放心吧,好好做自己的事。”母亲甚至让我节省长途电话费,说:“打电话太贵。我真的很好。再见了,我的六姑娘。”她把电话挂断。

  可是我从未从另一个角度想一下,她的晚年,也许并非是每次我回来看到的样子,或听到家人的描述——她过得幸福安稳,无忧无愁,我从未怀疑过。

  多年来我第一次想到母亲,在我看不到的情况下,会如何生活?家人没说的一面呢?这个想法一钻出我的脑子,我的心就没法平静。记得她上了年纪后,掉了两颗牙,装了牙,有一次我回重庆,遇上她牙痛,我带着她去找一个着名的牙医,给她纠正牙。可现在她嘴里的那一口假牙,明显是一个歪货牙医做的,那么她为之有多受罪,可是她从未唠叨过。

  如果可能,我得弄个清楚。

  3

  天亮时分,来了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长得很中看,戴了顶呢帽,黑西服笔挺,显得风尘仆仆。他揭了帽子,对着母亲的灵柩连连叩了三个响头,递上一个红包,不多言,转身走入晨曦中。

  三哥站在屋中央,用说书人的口气讲完这事后,清了清喉咙说:“我一眼就认出他是翦伯伯的儿子,跟他父亲一个版本的长相。嘿,妈的那个干儿子。真是有气派,红包扎实透顶,六个数!”他拿了几盒香烟就下楼了。

  小姐姐说,“我记得翦伯伯,他是不是跟妈妈——”她下意识地看了我一眼,不知为何停住了。

  “嘿,”大姐干笑一声。“听说他死了好些年头了。唉,没想到他这儿子还孝道,讲仁义。”大姐把花生壳扔出了碗,继续说:“说白吧,他们是情人,他在货船上当轮机长,那时缺柴烧,经常帮妈妈运柴到家里来。”

  “哪阵子的黄历?”小姐姐问,把地上的花生壳拾了起来。

  “1974年或是1976年,我回重庆碰到的。”大姐说。

  我比大姐说的时候还早点见过这个翦伯伯。母亲那时贫血,在白沙坨造船厂当抬工时,从跳板上掉下河里好几次,有一次被救上来,死人一样,手脚冰冷僵硬,脸色死灰,心脏停止跳动。做人工呼吸,最后母亲才缓过劲来。不过厂里医生说,母亲心脏有问题,还有高血压,这才调动了工作,烧老虎灶。有一次大姐突然回重庆来,要我去通知母亲,我拿着大姐给的一毛钱坐船下到白沙坨。找到母亲,碰见了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母亲让我叫他翦伯伯。

  不知为何,我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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