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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3 　　从上午到中午，老有电话，我接了几个，大都是杂志社和出版社约稿，其中一个电话是小姐姐的：“大姐打麻将，对，她肯定在！快找她来接电话！”话筒里乱嘈嘈一片，我喂喂几声，对方没有反应，就生气地把电话搁了。叫人打麻将，从重庆乱拔到京城，真是疯狂。我有严重的自闭症，与人交往，会退避三舍。失眠日渐严重，有时喝酒倒有用，喝到微醉时能入睡。昨夜喝了半瓶葡萄酒，却睡不安稳，头还痛。肚子有些饿了，我便起床做了面条吃。电话又响起来。我不想接，谁真正有事，就会留言。我在书房，打开电脑上网。每隔一段时间电话就响起，吵得人心发慌。我走过去接，电话铃断了。留言信号亮着，按键一听，又是小姐姐的声音：“六妹哪，你在吗？你手机也关掉，快点给我回电话！妈妈出事了！” 　　我倒吸口凉气，天哪，难怪我上午额头奇烫，还听到母亲的声音。我赶紧拨号码，电话通了，小姐姐在母亲的卧室，还有二姐三哥。他们让我和躺在床上的母亲说话，母亲说不出话来，不过眼睛动了动。他们不敢送医院，也不敢叫医生来抢救，因为母亲听到“医生”两字，头直摇，不同意。 　　我想哭，鼻子酸酸的，窗外灰白如昔，像茫茫大海一片。小姐姐说这之前给我打过电话。我说，“我听到你的声音，叫大姐打麻将。”她解释那是急坏了，一手用座机一手用手机，弄错号码。“好了，我马上订机票。”我瞄了一眼手表，四点一刻。 　　给订票公司朋友去电话，赶到机场需要40分钟，办登机手续得提早半个小时，一算时间，最快最合适的航班到重庆是国航晚上7点10分，要了电子票。与朋友说好，朋友先垫上票钱，回北京马上还。边抓几件衣服，塞进背包，边给小区保安打电话要出租车。 　　我关门下电梯，出租车已等在大门。我打开车门，弯腰钻进坐好，系好安全带。对司机说，“快赶去机场，我多加钱！”车子朝机场飞速行驶，我脑子一片空白看着前方，出租停在国内航线。付了钱，我急急去办理登机手续，还好，只有十来人在排队，我跟着队列走。 　　“有行李吗？”服务小姐问。我摇摇头。拿了登机牌，道了谢，就去看安检口在什么位置。安检口好多人，我排在长队列中，突然右手臂被一个黑衣男子一把抓住，吓得我不知所措。他指着远处地上，一脸横肉。我什么也看不见。他一把将我拉出队列，大声说：“你的东西！”我跑过去，地上有一纸片，弯腰拾了起来，竟然是我的登机牌。我吓得大喘一口气，对自己说，镇静！必须镇静！ 　　安检后，找到登机口。旅客开始登机。我掏出手机，给小姐姐打过去。她正和二姐一人拉着母亲的一只手，母亲的眼睛费力地睁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茫然无助，嘴唇发青，胸口的气直往下坠。母亲双手掐着二姐和小姐姐的手，竭力在挣扎，异常难受。她们顾不上痛，直叫妈妈，二姐一只手给母亲喂水，母亲摇头。 　　“六妹，妈在等你呀，你到哪里了？买到机票了吧？！”小姐姐在电话那端焦急地叫道。我让她把电话放在母亲的耳旁，我说：“妈妈，我正在上飞机，你等着我。”电话那边夹有小姐姐的哭泣声，小姐姐的声音：“妈，你听到了，你不要走，坚持呀。”我大叫了起来：“妈妈，千万等着我！就等我两个半小时，我就到了你身边！”空中小姐在看着我，周边的旅客看着我。我全然不顾，继续说，“妈妈呀，你一定要等着我！”机舱很空，飞机开始滑动，空中小姐要我就空位坐下，系好安全带。我一边坐，一边叫：“妈妈等着我，一定要等着我呀！”飞机腾空而起，向1000英尺的高度爬去，穿越云层，我双眼湿透，感觉母亲顺着机舱过道向我一步步走来。 　　我赶快用力地擦眼睛：母亲走近了，停在我身边，用从未有过的眼神看着我，伸出手来，摸了摸我湿湿的脸。我伸出手想抱住她，她也想抱住我，可是在我与她拥抱之际，感觉有一股力量把我们分开，她痛苦地往后退，渐渐退出我的视线。 　　“妈妈呀，你不要走！”我大叫，“我不要你走！”“女士，请安静。”空姐冷冷地说。她一手端托盘，一手用夹子，依座位顺序发给乘客热毛巾。 　　梅惠子远走美国，常常杳无音讯，却在家乡神秘地出现了。飞机晚了10分钟到达，一到出口，我就看见梅惠子在招手，晚上10点半了，接客的人不多。她穿了一件随便的毛衣，接过我简单的旅行背包，引着我朝停车场走去。她大我4岁，看上去和我一般年龄。 　　梅惠子举起车钥匙，按了一下，一辆轿车闪了信号。我们各自打开车门，坐进去。梅惠子往后座搁上背包，发动车后，驶到停车场交费处。栅栏启开了，车子朝黑夜加速前进。“惠子，恐怕我妈妈已提早走了。”这是我说的第一句话。梅惠子伸过手来，握了握我的手臂，“我开飞车赶。”她踩大油门，车子飞一般行驶。在北京机场我取出手机，拨了里面的旧号码。梅惠子接了电话，我对她说明情况，她说：“别难过，我在江北机场等你。” 　　朋友有两种，一种朋友需要经常见，否则话都难接上，感情更淡漠；另一种朋友不必天天联系，三五载二十年甚至更长，彼此音容模糊，可一朝晤面，宛若朝夕相处。 　　江北机场到南岸七公里半路程，路灯昏暗，高速公路上只有几辆车在前或在后，路面清静得很不真实，偶尔，山峦映入江水，灯光也多起来，闪闪烁烁。车子过加宽长江大桥，插入南滨路，没一会儿就看见老家旁的卷烟厂。朝前开了不到10分钟，我就叫停车。下车后，我和梅惠子摸黑在陡峭的坡上小心地走。 　　这一带全是贫民窟，没有路灯，虽不是一片漆黑，却只能瞧个糊里糊涂。臭水沟流着脏水，烂房拆了差不多，碎瓦垃圾堆成小山丘，臭气熏天，盖住原来的石块砌的小路，杂草飞长，老鼠贼着眼窜来窜去，不时弄出动静。 　　得用手捂着鼻子，才能忍受那臭气。我和梅惠子好不容易爬上来，面前又是一大坡石阶。喘着气爬上去，绕过黑糊糊的小破屋，我看见六号院子院门外白炽灯泡高照，搭了棚，脱口大叫：“天哪，我晚也！” 　　我飞快地朝院子大门走去。院内空坝里十来人坐着，一口灵柩已在白花之中，母亲的大黑白照片镶上镜框，绕上黑纱，挂在墙上，正注视着我。我呆住了。院门两侧猛然闪出两个黑衣人，各拿一大串鞭炮，噼噼啪啪炸响，纸花四溅，震耳欲聋。 　　4 　　三哥厉声说：“还不快些给妈跪下。” 　　我赶紧跪下，后面有人递我一束香。“叩头呀，快叩！” 　　我连连叩头，身后是大姐的声音：“啷个香举在左手，换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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