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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14 　　1988年10月1日，我去德园参加同事的婚礼，不料碰见了多年不见的肖克勤。 　　当时酒席尚未开始，我站在德园门前抽烟，边同几个老师聊国际大事，忽然有人在我肩膀上轻轻拍了下，“何光宗。”我一回头，一乡下人模样的长脸大汉仁立于我一旁，手上捏着两个馒头，头上戴顶旧草帽，腋窝夹着个烂黑皮袋，嘴角挂着憨厚且迟钝的笑纹。“不认识我了吧？”“肖克勤！”我伸出了惭愧的手。 　　我们握着，紧紧地！ 　　“我一直站在马路对面认了你半天，”肖克勤说，目光在我眼底寻找旧的友情。我立即给了他：“好多年不见你了。”“我也是。” 　　肖瞥着我。这个被大学同学遗忘的人（因为他没毕业就未把他列入湘江宾馆同学聚会的名单里），脸上有种深沉的憨厚，让我同情。 　　“你小孩有多大了？”我找话说。他一笑：“我没小孩。”我以为他还未结婚，忍不住问他：“你老兄怎么回事？”他把笑容放进了口袋里，“我老婆有心脏病，不能生孩子。”“没有孩子好，省得自己找麻烦。”“我们带了个女孩。”他说。 　　“那也好，”我顺着他说，“人老了，有什么苦恼病疼，想想自己的子女也能化去一点。”他说：“我正是你这样想。”我觉得他完全不是他了，生活的利爪在他脸上留下了些抹不掉的爪樱大学时代他是何等活跃，何等引人羡慕和嫉妒啊，生活的铁拳把他打扁了。我还不至于那么不经打，继而感到我比他坚强。“你这些年还画画没有？”我换个话题说。肖脸上一塘死水似的笑容，“一直没画了。大学出来后跟村里一个模具师学做模具。平反后，进了县鞋帽厂做鞋模。这几天在长沙联系销路。”我问他住在哪里。他说他住在同事的叔叔家里。我说：“你们出来销售，厂里还不报销住宿费？”“厂里每天补贴12元，我想尽量省下来，为家里增加点收入，我妻子是农村户口，身体又不好。”“其实你应该幸福，”我同情地瞅着他。他丝毫不在乎我的同情，“并不是你想象的，相反，我觉得很轻快。”“那就好。”我说。我等着他问尚青青，但他始终没提尚青青一个字，我怀疑他把尚青青从他记忆的仓库里清理出去了。“你们厂做什么鞋？”我找话说。肖眼睛一亮，“什么鞋都做，皮鞋，旅游鞋，球鞋都做。你要是能联系到业务我可以给你百分之二的回扣……你鞋帽店有熟人吗？”“没有熟人，”我抱歉地说。 　　肖的目光又暗了下去，像一支蜡烛灭了。 　　这当儿新郎走过来请我入席，我和肖的谈话便结束了。我告诉了他地址和乘车线路，我要他到我那儿去住，但他没有来。 　　我估计肖克勤这一生是确实不走运，只要有机会他是不会放过的，他是那种精明且会表现自己价值的人。而我这一生却接连丢掉了两个机会像人家扔可乐瓶子。 　　1959年我大学毕业，那个把肖克勤打成右派的系主任想要我留校。我得知尚青青分回湖南后，很干脆地说我想回湖南。我若留校，凭我的小聪明混个系主任和教授当是不会有困难的。紧跟着我又丢了第二个机会。我分配到省文化厅文艺处工作，可是没有尚那动人的身影我坐不住，继而痛恨八小时坐班。我打调动报告前后打了三份，一年后终于调到了离尚很近的一所中专教书。我要是不调学校就不会打成现行反革命。我若在文化厅，现在再糟也混了个处级。我或许是个好领导，我能设法理解人，我会尽量替别人排忧解难。我是1960年夏调学校的，一年后，我像肖克勤一样因为一句话成了反革命分子。报应。 　　那年5月，物理老师吴从湘西奔丧回来，瘦了一圈肉。他一进办公室就唉声叹气，当时办公室里除我以外还坐着三个人。老吴说他母亲是得水肿病死的。他说农村里到处饿死人。他说了件令人呕吐的事。汽车开进凤凰县车站一停车，一胖女人下车便蹲在树下呕吐。一个衣着破烂肌黄寡瘦的孕妇等胖女人走开，便走上去抓着呕吐物吃，紧张地吃着，生怕别人抢似的。我很恶心，于是冲口说了些在当时过头的话，“旧社会还没有这种恶心事。”我说，“旧社会一个叫化子每天讨一碗饭吃是随便的事。那时候一逢年过节，我家门前就叫化子排长队，我奶奶叫一个佣人给叫化子一人舀一碗饭。现在人人都喊肚子饿，其是实在有点瞎胡闹。” 　　我同肖克勤一样的命运，只是更惨。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党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红卫兵小将整死了）很起劲地分析着我上述的这段话，把它列为三条。“第一，何光宗大肆宣扬旧社会好，其用心是妄想变天。第二，何光宗无视事实，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人人饿肚子。试问，我们肚子饿吗？我们人人都吃得饱穿得暖，哪里饿了？第三，何光宗侮蔑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是瞎胡闹，梦想国民党蒋介石打回来，让人民受第二遍苦，而他好回到那种剥削阶级的生活里去！地主阶级的传声筒——何光宗，给我站起来！”他凶凶地吼道，猛击了下桌子，砰，仿佛是一个雷劈在我脸上。 　　我吓得腿发软，尿也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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