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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快乐使她更动人。她二十多岁了。任何生命的青春时代，都是生意盈盈，有一股鲜活的魅力。 　　她把我介绍给屋里的青年们。这时，简山川走进来。一见到他，不免生出几分感慨，他头发已然全自了。当然不单是时间过早地把他的头发耗白。所幸的是，脸上开心的笑抵消掉浸透在这满头白发上的忧愁。他告诉我，他已经官复原职了。简梅对我开玩笑说： 　　“你也官复原职了？” 　　“我随父亲回到原籍，正在设法回来。”我说。 　　“会很快的！”简梅畅快地说，她从餐桌上拿起一杯酒，对大家说：“为这位不幸者重新得到幸福，为他官复原职，于杯-一” 　　大家一饮而尽。简梅请我坐在桌旁一张木凳上。我刚落坐，同桌一个回头圆脸、唇上靠右长了一颗黑痞的小伙子问我： 　　“你什么官？” 　　“哪里的官！”我笑道，“过去是一名记者。” 　　“记者！记者从来不讲实话。”这小伙子说。我一怔。跟着我明白过来：青年们就这样直截了当。 　　简梅把两条半长的小辫扔到肩后，说： 　　“今后中国要立一条规矩，谁不说实话，就驱逐出境！” 　　大家又笑又点头称对。那唇上长痣的小伙子把满满一杯酒高举过头： 　　“为实话干杯！” 　　“好！好！好！” 　　大家再一次干掉杯中酒。痛饮最能激发情绪高涨。简山川也高兴极了。他那白发下皱痕纵横的老脸通红，有如雪里的一团火。简梅呢？她正为自己说了一句受欢迎的话而兴高采烈。我从来没见过她如此快乐、开朗和开放过。她和我以前对她的印象全然不同了。她为了超过大家乱嘈嘈的谈话声，提高声调说：“不过，我们这位记者是不会讲假话的。如果他过去讲了，也是违心的，今后人们再不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因为，虚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她说着扭头问我。“对吗？记者。” 　　我正朝简松点头致谢，这个只爱笑，不爱说话的青年在热情地给我斟酒。我听到简梅的问话，便说： 　　“我比你们年龄大一些，也许就更懂得，把现实想得困难一些，便不会由于一旦碰到困难时而懊丧。过于乐观的人，常常经受不住打击，事实和想象总有距离，有时甚至完全相反。中国极左的土壤过于肥沃了。它有多肥沃？你今天埋下一个暖瓶盖儿，明天就会长出一个大暖瓶来！” 　　大家哈哈大笑。有人说： 　　“你可以当作家。” 　　我笑而不语。这时我手里正在悄悄写一部关于当代青年生活道路和精神历程的中篇小说。我习惯于在事情没有做成之前，不告诉别人。 　　可是那唇上有病的小伙子又说：“作家更不说实话。”紧接着补充一句，“在中国没有真正的文学。” 　　“那么真正的文学在哪里？” 　　“在心里。”小伙子说。别看他年轻，往往一针见血。 　　“不，现在已经有了起色。”有人反对他。 　　“但吞吞吐吐，欲说还休。有了一点勇气，不过仅仅一点点而巳。” 　　“为什么？”我问。说实话，我不大喜欢这个口气太狂的青年。但我很想知道他的想法。他们有时十分尖锐，敢于一语道破成年人习惯了的某些荒谬的东西。； 　　这小伙子发出一声嘲笑。撅起的嘴唇把黑痣顶得快跑进鼻孔里去了：“我们的上辈人没养成说实话的习惯，下笔更得打折扣。《天安门诗抄》里有几首诗是名诗人写的？甭说文学，中国将来的事都指不上他们！”他抓起酒瓶，把自己和旁边几个人的杯子都斟满。 　　“刘海，“你说话留点分寸，别动不动叫驾‘上辈人’，我爸爸在这里呢！”简松用他成人般的粗嗓音呜噜呜噜的说。 　　唇上有痣的刘海抬手使劲拍一下自己的脑袋说：“小的该死，触犯伯父，罚酒一杯！”说着把刚斟满的一杯酒倒入腹中。 　　白发红颜的简山川笑呵呵听着这些年轻人直率、大胆、纯真又狂妄的谈论，神情不免时露惊愕，时显惶惑。老年人的天职之一似乎是训戒年轻人。但他们刚刚从十年囚禁中解脱出来，脑袋麻木不灵，生活的急转弯弄得他们更是头晕目眩。转折时期总是属于年轻人的。当青年人带着活脱脱的朝气和所向披靡的勇气冲击生活、冲击传统、冲击多年来被视为不可逾越的老化了的经验时。老年人不免瞠目结舌，好象骑在一匹豪放不羁的马背上，一时真有点驾驭不住了。 　　刘海给酒精刺激得有些冲动难禁，他大声说： 　　“简老伯，我可向来是尊敬您的。但中国将来要有希望，思想上必需平等。如果总是年纪大的当教师，年轻人只能竖着耳朵听，只准点头，不准摇头。国家只能走向衰老。过去中国是个老年人的国家，今后应当成为年轻人的国家。” 　　简梅叫着：“去你的，我听爸爸的。”她伸出胳膊搂着简山川瘦削的肩膀。 　　“我们也要相信自己。”一个青年郑重其事地说：“我们是在生活的旋涡里滚着长大的，对生活的理解并不比老年人浅薄。” 　　“如果每个人都不相信自己，最后都成了没有能动性的‘螺丝钉’了。”另一个女青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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