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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五月在这里，很象内地的阳春天气。阳光把空气晒得暖融融。到处那么透亮、干净，好象都用清水洗过、罩了一层玻璃似的；草原早就绿了。百灵鸟在很高很高的空中鸣啭，根本看不见它们；只有一阵阵银铃般动听的鸣唱洒下来。敖包山开满了杏花与桃花。这些花香混同高原上青草的气息，给风吹得到处飘散。虽然气味变得淡薄了，但此地人对这种气味非常敏感，一当闻到它，便油然生发一种对珍贵的往事深沉的眷恋……这个季节，很多人都来登山，站在山顶放目远眺，伸向天边的草原的绿色，会把人们的思绪带得一样远。离人遥远的事情总是属于将来的，或者是过去的。连外地来的客人仁立山顶欣赏这种景色时，也会引起联想，唤起记忆或幻想中的形象而流连忘返……

　　常鸣在山顶上足足站了两个小时。他在暮色中走下来，心里有说不出的舒畅的感觉。短外衣的袖筒里带着些草原醉人的气息。

　　他回到市区大街的一家招待所里，进了自己的房间。多日里对面的床一直是空的，现在却放了一个褐色的大手提包，肯定新来了一位客人。再一看，桌上摆了许多点心水果，还有一张便条裹着一张长途汽车票。他看过便条才知道本地拖拉机修配厂的同志们已经替他把明天返回去的汽车票买好，约他明天在车站上见；桌上的点心和水果是留给他吃的。

　　前几个月，这里的拖拉机修配厂去到常鸣的工厂请一名技术员，工作期限半年，帮助解决些技术问题。常鸣虽然不是专职的技术员，但他很刻苦钻研，对于解决非一般性的技术问题都能胜任。领导很信任他，就派他来了。他在这儿工作不到三个月，一切进行得挺顺利，问题都比较圆满地解决了。他打算明天离开这里返回去。敖包山是草原上的名胜古迹，他来后工作很紧张，一直未能去玩玩。所以今天下午抽暇去一趟，又怕修配厂的同志们知道了要陪他去而耽误工作，便没有声张，自己悄悄去了。

　　他吃了一点东西。只听屋门“哐”地一响，走进一个块头很大的男人，斜背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挎包，两步就走到常鸣面前，简直可以说是闯进来的。这人的脸通红通红，显然喝了酒。他的鼻子、眼睛、嘴、耳朵都是大号的，伸过来的一只大手紧握常鸣的手。这手又热又肥厚又柔软，象个胶皮的热水袋。

　　“我叫马长春，就是长春市的‘长春’那两个字，你就叫我老马好了。我是独唱演员，在沈阳工作。”

　　他的嗓音明亮、圆润、柔和，底气很足，显然在发音和用气方面下过很深的功夫。常鸣想起他曾经是位颇有些名气的歌唱家，不过近几年似乎销声匿迹了，听不到他的歌声了。常鸣摇了摇他握着的手，热情地说：

　　“我叫常鸣。听过您的歌，您唱得很好。”

　　马长春先是兴奋地睁大眼，接着摆摆脑袋，叹口气说：

　　“那是当年‘过五关’时候的事了，现在‘走麦城’了。不提那段儿啦！”他说着，把挎包摘下来扔在床上，又摘下帽子扔在一边，满头浓密的黑发立即象钢丝那样翘了起来，有几撮竖得直直的，那神气仿佛在说“你压不倒我。”他拿出烟递给常鸣一支，常鸣推回去，表示不会抽烟。

　　马长春极爱说话，说起来滔滔不绝。而且爱议论不平的事和谈论自己。不知是过量的酒精造成的，还是一种天性。

　　“我以前唱的都是抒情歌曲；现在呢？只要激情，不要抒情。歌儿不应该唱，而应当喊，拼命地喊，直嗓门，音量愈大愈好。最好是如雷贯耳，震聋观众的耳朵！因此，我来这儿，想调到这儿来工作。在草原上唱歌，你有多大音量也不够用的。哈哈，我这是笑话。我是给一群非常革命派挤得没饭吃了！哎，老弟，你说说看，凭我这几句话能定上什么？”

　　常鸣笑了笑。他习惯于用笑来回答生客。他并非没有主见，而是怕找麻烦。因为生活中专门有一批人靠找碴整人活着。他们善于在干净的地方发现污点。再把污点放大数百倍，乌黑一片地涂在你的脸上……

　　老马又来问他了：

　　“哎，老弟，你是极左分子吗？是靠小汇报过日子，还是靠勤劳、实干和能力生活的人？你是不是也想拿个小本子把我的话都记下来？”

　　“我希望咱们谈点别的。”常鸣微笑着说。

　　“噢！”老马张大嘴朗朗地笑了，指着常鸣说，“老弟，我头一眼就看出来你是个正派人！你准打心眼儿里就憎恶林彪那种人，你决不会为了往上爬而陷害好人。对不对？嘿！我的眼睛可厉害呢……当然，有时我也会把人看错，那就是每天围着我转的几个非常的革命派。他们过去和我要好，我信以为真，不分彼此。后来整我最厉害的恰恰就是他们几个。他们搞我的主要罪状是十年前我在电台演唱过一些外国民歌。按照他们给我定罪的逻辑：产生那些民歌的国家。只要现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他们就说我宣传资本主义；如果现在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呢，而我也唱过不少的革命歌曲呢，嘿，他们提也不提。或者说我是为了宣传封资修故意设置的障人耳目的红色挡箭牌。然后，他们又在我身上找一些缺点，无限上纲，或者胡乱给你歪曲。比如有一次歌舞团举行庆祝新年的晚会。我平时很少喝酒——你知道，歌唱演员是不适宜喝酒的。那天大家逼我喝，我喝了两盅就醉得不成样子了，这就成了我运动中的一条罪状。他们说我对现实不满，借酒滋愁。再比如，有一次我下乡演出，街上有个女人卖咸花生，我买了几角钱的吃，他们就说我支持资本主义……诸如此类，全都拉在一起。你想想，老弟，我又宣传封资修，又支持资本主义，又对社会主义不满，我成什么人了？于是他们搞我，所用的办法你根本想不到。他们知道我有说梦话的习惯，每晚在我床边安排一个人，守着我，就象守灵似的，手里还拿个小本本，专门记我的梦话。他们说，一个人的梦话最能反映他灵魂深处的东西。据他们说，一次我在梦里叫了一声‘火’，转天就足足审了我四个小时，问我要烧什么？他们就这么搞我！如果有可能，他们会在我的肛门上也安装一个窃听器，连放屁的声音也要分析分析呢！老弟，你不要笑，他们办的愚蠢的事多着哪！这是革命派吗？我只能称他们做‘非常革命派’。就这样，他们‘非常革命’地挤进领导班子。现在呢，落实政策了，当权派恢复了职务；我也被落实了。你想想他们能高兴吗？他们怎么肯把一个关在笼里的鸟儿放了呢？他们整天什么也不干，摆弄人、折磨人已经成了一种嗜好。这也是他们用来表现自己‘非常革命’最便当、最省力气的方式。但落实政策是毛主席的指示，他们不能公开对抗，就暗地盯着我，看我有什么‘复辟行动’。我猜他们的小本子上又记得满满的了。因为他们不断抛给我的眼神等于告诉我了。谁知道，现在有些人拼命叫喊‘复辟’、‘回潮’，安什么心？自然报上也这么说，咱就不好议论了。我受不了这种精神负担，只要一激动，晚上准失眠。这纯粹是给他们记录梦话时搞的。这样下去，身体非叫他们弄垮了不可，所以我要赶快离开他们。正巧听说这里的歌舞团需要独唱演员，我就跑来联系。我要到这里来好好为牧民们唱一唱，我要让自己的歌声在草原上飘荡。多年来，我唱不了歌，喉咙里好难受呀！”老马的眼睛在灯光里亮晃晃。他好象在克制自己，泪水汪在眼眶里，没有落下来。他对常鸣说，“你那里怎么样，有没有这种‘非常革命派’呢？”

　　“臭虫跳蚤哪儿没有？有人的地方就有，否则它们就活不了。它们是靠吃人血活着的。”常鸣愤懑地说。显然他给马长春的遭遇激发起来。

　　马长春听了非常激动。痛苦的人受不了的往往是同情。他睁大眼，泪珠双双掉下来。他叫着：

　　“说得对，老弟。我猜想你也是个受害者，对不对？不过，你年轻。不会象我这样，给他们害得这样苦！”

　　常鸣默然了。他和马长春不同，他从不肯把内心的苦楚对人讲，而能够把生活中的种种感受锤炼成思想。此刻他胸膛里充满有力的情感，神情刚强又凝重。他说：“受害的何止你我。重要的是党、国家、人民，是青年一代……”他一时要说的话太多，不免停顿下来。

　　“对！”马长春跳起来，大手一把抓着常鸣的胳膊，连声叫：“好，好，好，说得好！”他冲动得再也说不下去了。厚厚的嘴唇抖索不止，惊讶地望着这个不大熟识、貌不惊人的青年人。他觉得这青年人非同一般，感情深沉，朴实又成熟，内心的东西似乎很丰富。还有一个很开阔的精神境界，比自己显得厚重得多。“老弟，你好象比我看得开、看得远些。我……”

　　常鸣瞅了马长春一眼。他知道，一个人太痛苦了，常常会跳不出自己的圈子。在这点上，他有过更深的体会，便不禁问：

　　“搞你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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