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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杜莹莹心里没了主意,郝建国恼火了:

  “你这人真怪!告诉我怕什么,又牵扯不上白慧。要牵上她就得牵上我。在这件事上,我俩利害相关。莹莹,我明白告诉你,将来如果我要在这件事上倒霉,我本人倒没什么。就怕你受不了。我可预先都向你交代清楚了!”

  杜莹莹担心地看着郝建国,说:

  “我记得那人住在河口道三十六号;名字,名字,记不得了……”

  郝建国听了,露出满意的微笑。他说:“这就行了,有线索就好办。谢谢你呀,莹莹!”同时,他给杜莹莹一个温存的眼色,使杜莹莹害羞地埋下头来。

  郝建国很快就打听到这青年叫常鸣,是红旗拖拉机厂的工人。他立即带专案组里的一个心腹,以专案调查的名义去找常鸣。

  红旗拖拉机厂很大,当前正搞学大庆运动,厂内外大墙上贴满红色标语。一进大门,道旁竖着两排很大的玻璃展窗。窗内挂满先进人物的大照片,作为表彰。每张照片下都写着他们平凡而感人的事迹。

  郝建国往里走着,一边漫不经心地从这些照片上扫视而过。他眼里所感兴趣的不是旁人的光荣,而是过错,因为后者对自己有用。但这时他的目光却在一张照片上停住了。照片上是一张青年人喜气洋洋的脸。照片下端用红毛笔端端正正写了两个字:常鸣。他扭头对随来的人冷冷地说:“就是他!”同时,狠狠地咬了一下嘴角。

  到了党委接待室,接待他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厂领导。人矮,不胖,但脸色红润,精神饱满,满头稀疏松软的头发,有一两绺总滑落到额前来。他很热情。当他看过调查介绍信,得知郝建国他们来找常鸣了解情况。便主动而情不自禁地喷喷夸赞这个青年的工作和品行;一边不住地把滑到额前的头发推到脑顶上去。郝建国厌烦地截住他的话,问道:

  “他的政治表现怎么样?”

  “很好。他是我们厂一连三年的厂级先进工作者。学习刻苦,能结合实际,很有成效。”

  “我问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是积极的,在运动中表现很好。”

  “对他母亲死的问题呢?能不能正确对待?有没有抵触情绪?”

  花白头发的厂领导看着郝建国冷冰冰的目光,皱起眉头。他对对方问话的内容和审问式的口气明显地流露出不满。他把遮在额前的一绺头发推上去,回答得冷淡又简捷:

  “他的母亲正要被平反。”

  郝建国听了这消息一怔,暗中庆幸自己来得正是时机。他不想和这位总去弄头发、不大对味道的厂领导多费唇舌,便说:

  “我见见常鸣本人吧!”

  花白头发的厂领导什么也没说,站起来走出去。不多时,一个高高的、结实的青年走进来,说:

  “我就是常鸣。”

  郝建国一眼盯住他,上上下下打量他,目光显得挺忙碌,好象要从对方身上寻找出来什么似的。他丝毫没有因为眼前这个青年曾是他凶狠棒打过的已经死去的女教师的骨肉,而有任何感触和不安,反倒非常仇视他。

  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有桩隐秘——他早在中学时代就喜欢白慧,就是白慧自己也不知道。在恋爱没发生之前,往往是单方面的钟情、痴情、或自我安慰。那时他还小,不会表白,只想接近她并引以为快慰。从校团总支、红卫兵连部到“浴血”兵团,他一直和她在一起。他所感到的幸福唯有自己懂得。可是自从白慧突然退出“浴血”兵团到坚决奔赴“愈远愈好”的边疆,她好象一只给风卷去的风筝,愈飞愈远,拉也拉不住。他曾几次找到白慧,先是请她回到“浴血”兵团,后是请她留在城市,却遭到白慧的拒绝。他曾猜想过这里边可能有什么特殊的缘故,但无从得知。白慧和杜莹莹不一样,她不想叫你知道的,你休想知道。这也是他喜欢白慧的原因之一。

  在白慧走后一段时间里,他曾给白慧写过一些很热情的信,但他一共只收到两封口信,平平淡淡地回绝了他;此后连张明信片也没再寄给过他。自尊心和感情受到挫伤;爱就渐渐变成恨;这便是杜莹莹说他总是骂白慧的根由。虽然现在他不那样对待爱情了,对这种东西有了新的概念和理解,但他对这个少年时代所爱慕的人却有一定程度的例外。直到今天他才明白,他不能求好于白慧的一个最关键的障碍,原来就是坐在他对面这个陌生的青年……

  今天他来找常鸣有两个目的:一是他与杜莹莹谈过的,要设法使常鸣出证证明他不知道白慧打过他母亲,免除后患;二是要在常鸣与白慧已然破裂的关系中,再切下一刀、彻底搞散了。

  他用自己事先想好的办法,先兜着圈儿问常鸣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琐事。常鸣感到困惑,不明白这些话题对他们有何用处,尤其是郝建国以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同他谈他的私事.这做法把常鸣搞糊涂了,哪知郝建国在故布迷阵,麻痹他。就在这时,郝建国骤然扭转了话题,非常迅速地问道:“你认得白慧吗?”然后,一双距离很窄的黑眼睛死盯着常鸣。同时,与郝建国同来的那个人打开一个小本子,准备记录常鸣的回答。

  常鸣遭到意外的袭击,如同挨了一枪,全身震栗般地一颤。一瞬间,他眼中流露出的全部心理,都给郝建国敏锐的目光捕捉去了。

  “我认得。”常鸣说,极力恢复平静。

  “你怎么和她认得的?”郝建国要乘对方混乱之际多弄出一些实情,所以追问得很紧。

  “我救过她。那次在公园,她掉进湖里……”

  “不用说了,我们全知道。你和她是什么关系?”

  “偶然相识。”

  “后来发展成什么关系?”

  “熟识。”说到这里,常鸣已经平静下来,思路也清楚了。

  “她找过你几次?”郝建国问。旁边一个飞快地记录着,钢笔尖在纸上嚓嚓响。

  “十来次。”

  “你找过她几次?”

  “我没去过她家。”

  “真的吗?”

  “真的!我不认识她家。”

  “你们什么时候中断的联系。”

  “认识后的两三个月。”

  “为什么?”

  “因为——”常鸣想了一下,说,“因为她不来找我,就中断了。”

  其实,郝建国已经知道事情的底细,不是他不想揭露,而是不能揭露。他所需要的回答恰恰不该是事情的真相。他脸上没有一点反应,问话转到另一个内容上:

  “你们都谈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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