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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老葛是1953年调到北京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大的叫葛八一,是个男孩,今年十岁,小的叫葛胜利,是个女孩,今年六岁,他们都很活泼,老葛是个好丈夫,他很疼我。他比我大九岁,他说他是我的八路哥哥。他总这么开玩笑。只有一点儿不好,他抽烟抽得太厉害,连周总理都批评他,说他要再不戒烟,就罚他脱军装。老葛真的吓得不轻。但这个人阳奉阴违,他当面不抽,躲到背后抽,而且变本加厉。现在他每天抽两盒牡丹,我简直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现在已经转业了,分到外交部做干部工作。老葛这次去刚果赴任,组织上要我照顾他,协助他的工作。我刚从内蒙探亲回来。我对刚果的情况一点儿也不熟悉,听老葛说那个国家曾是古代刚果王国的一部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法国殖民主义者把它划为自己的殖民地,在刚果人民英勇斗争下,于1960年8月15日宣告独立。刚果的人民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他们非常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年之前我们刚刚和他们建了交。

  但是老葛又吓唬我说,刚果人很热情,他们见了男人要拥抱,见了女人要亲吻,不管谁的老婆,他们都亲。开始我真的给吓住了,我还从来没有让别的男人亲过,我觉得这臊得慌,你想想,你的男人站在一边,他过来搂着你亲嘴,那让人脸往哪里放?老葛说那是人家的礼节,你得尊重人家。后来我才知道老葛那是开我的玩笑。他这个人,你真的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乌云,你和咱们班长在一个单位工作过,我真是羡慕你们,想当初我们三个人亲如姊妹,那种日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工作单位,所以托班长转这封信。我很想念你们,真的很想念。你能给我写信吗?我的地址是: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使馆。来信告诉我你的情况。

  顺致革命敬礼

  德米

  1965年2月15日

  乌云那天晚上在灯下读着德米的信,她的嗓子一直哽噎着,许多往事都涌入了脑海。十八年了,她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历尽沧桑的中年妇女,她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过去岁月的那一段生活,但是德米的一封信却唤醒了她。想想在学校的那段时光,那时她是一名无忧无虑的女战士,整天忙忙碌碌地学文化、学知识、尽情地唱歌。她有多久没有唱歌了呢?现在又有多少人知道她曾经是一只自由自在的百灵鸟呢?还有东北暖呼呼的土炕,白皑皑的大雪,她们一群女学生在屋檐下乐哈哈地抢冰挂吃。牡丹江在一整个冬天都像银色的大路,她们在那上面追逐的时候不断地滑倒。她怎么就记不起来这些了?

  有一回白淑芬病了,来例假的时候小腹疼得如刀绞,抱着肚子在床上滚来滚去,把她和德米吓坏了。她和德米眼泪巴巴地安慰白淑芬。白淑芬叫她们滚蛋,别来烦她。她和德米跑出去。聪明的德米想了一个办法,她们到街上买来了糖葫芦,她们人不敢露面,把糖葫芦伸进门里招摇,躺在床上哟唷哟唷呻唤的白淑芬一见颤悠悠的红果,从床上一蹦而起,奔过来抢那酸果子,吓得她们撒腿就跑。这些她真的就忘了吗?

  乌云那天晚上坐在灯下,德米的那封信使她不愿离开灯光桔黄色的温暖。她听见隔壁儿童室里朱妈起来给湘月把尿的声音。朱妈的口哨吹得悠悠扬扬。窗外在下雾,从嘉陵江上涌来的雾使黑色的夜呈出一种绿幽幽的沉静。乌云就那么捏着德米的信坐在那里,脑子里满是她十八岁的往事。

  几天之后白淑芬再度找到了乌云。因为有了德米的那封信,乌云已经不再有那么多的仇恨了,她把白淑芬领进自己的办公室,给白淑芬倒水。白淑芬从她手中接过茶杯的时候诚惶诚恐。她们坐下来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乌云突然说,你现在还那么喜欢吃糖葫芦吗?一句话,说得白淑芬的眼泪夺眶而出。白淑芬呜呜地说乌云我对不起你!那个时候我都做了些什么事呀!白淑芬呜呜地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我多么想有机会当面向你道歉呀!乌云不想提到这件事,它让她想起那只在干冷的空气中颤抖着的小手,那乌紫的颜色时时给她带来噩梦,白淑芬要聪明一点儿的话就最好让自己忘掉这一切,至少别由她来提起,难道她还觉得不够吗?还要在她旧日的永远的伤口上洒盐吗?但是乌云还是强迫自己原谅白淑芬,为了工作,她必须这么做,这当然是最好的理由。她们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更多的话题,她们可以谈东北,谈1947年或者是1948年,谈东北药科专门学校或者是东北护士学校,谈德米。

  这才是她们最好的话题。在这些话题中她们可以找回很多她们失落了的东西,也许她们不能缝合什么但却能彼此宽宥。乌云这个时候才想起几天前她们没有道别,但是她们还是再见了,难道这就是她们的缘份吗?她认真地打量了一下白淑芬。她当她的班长的时候热情待人,快人快语,但她现在明显有了很多压抑;她那个时候健壮、精神、整天不知疲倦,现在她显得那么萎靡不振,情绪低落;她的白白的脸上长着一些多余的肉,眼袋松弛,眉梢下塌,那是长期心绪不畅带来的后果;她坐在那里的样子拘谨极了,仿佛就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小学生。乌云开始同情起她来了。她问起她的情况。她告诉她,他们调离空干校不久后,他也调离了那里,先在东北的一个军事部门工作,又调到空九军,她的丈夫在那里被授予中校军衔,负责军事训练工作,她自己仍被分配到卫生部门做党务工作。

  1958年北京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她的丈夫因犯有严重的教条主义治军错误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并受到降职降级的处分,此后他一直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他本来就很内向,这件事使他的胃病越发严重了,他们不得不把他的胃切去了三分之一。1962年他试图要求组织上为他的事平反。甄别工作进行了一年,本来已经得到了平反的承诺,但他这个人性格孤僻,同志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在征求意见的时候他身边的人都不表态,而他过去的上级几乎没有一个喜欢他的。他气得不得了,一急之下,拿着手枪跑到干部部门威胁人说他要以自裁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太愚蠢了,军队可不理睬他这一套,两天后处理意见下来了,责令他转业回原籍。他的原籍是重庆,他回重庆她当然也得跟着他一道走,他们毕竟是夫妻。这种情况下她不可能再留在部队,只能脱去了军装。在重庆军转办联系转业单位的时候她偶然得知乌云也在重庆,她手上有一封乌云的信,这样她就找来了。乌云听罢白淑芬的叙述后长久不做声。

  她没有想到白淑芬的爱人会有这么坎坷的经历。他为什么不耐心地向组织陈诉呢?他完全应该相信组织上的最后决断而不必鲁莽地使用那支手枪。她真为这位性格内向的军人感到难过。当然,她也替白淑芬难过。乌云问,你爱人在重庆还有家人吗?白淑芬擦了一把方才淌出的眼泪,说,有,他的父母都健在,还有一个妹妹,在重庆大学当老师。乌云问,你们住在哪儿?白淑芬说,目前我们俩都没有找到转业单位,没有住房,暂时住在他家里,他和他父亲睡一间房,我和他母亲、妹妹睡一间房。乌云说,那你们的孩子呢?——我是说,你们难道还没有生?白淑芬抢着说,我们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叫余丽,已经三岁了,长得很可爱。过了一会儿,白淑芬又情绪低落地补充了一句,她不是我生的,是我们从孤儿院抱养的,我们做了检查,是我没有生育能力。乌云受了感染,她为白淑芬难过极了,一个女人,她的丈夫犯了错误,失去了前程,她本人又没有生育,还有什么比这更凄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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