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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发现一踏上家乡的路，父亲的忧郁心情就一扫而光。小船载着我们渡过举水河的时候，父亲敞开大衣双手叉腰昂首挺胸站在船头上，他心情极好地指点着告诉我，他在哪个沙丘上偷吃过四婶的花生，被爷爷打过屁股；他在哪个深潭里摸过鱼虾，差点没淹死。父亲敞开肺腑大口地呼吸着河面上腥潮的空气。父亲快乐地说：“妈的，这儿一点也没变，还是老样子。”父亲眨巴眨巴眼小声对我说：“小子，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让你饱饱地吃一顿鲜鱼，不是一条鱼是一顿吃它几十条。”父亲从称呼他“三爹”的摇船后生的渔篓中拎出一大挂鱼，对小伙子说：“剖干净，洗一洗，回头给我送去。”我看到那些一寸来长的柳条鱼，哈哈大笑起来。我觉得父亲他实在是一个懂得幽默的人。 　　在爷爷留下的那栋干打垒小院外面，父亲被一个小石子绊了一下，差一点跌倒。父亲把他的皮大衣往我怀里一塞，跌跌撞撞往里走，一边大声叫道：“嫂子！嫂子！我回来了！”我的瞎了一双老眼的大婶战战兢兢地扶着门框走出，什么也看不见说：“是三毛？是三毛吗？三毛你回来了？”父亲冲过院子，抢前一步挽住了大婶，父亲就在二月的阳光下，在老邓家遍地麦秸鸡屎的老宅的屋檐下，扑通一声给大婶跪下了。大婶说：“三毛快起来，三毛你快起来。”父亲说：“不！”父亲他眼眶里涌满了泪水。父亲他就这么跪着，说什么也不肯起来。 　　我被那个场面给镇住了。热血一股股地往我脸上涌。我的父亲一生硬骨，他打了数百仗，负过多次伤，至今他的颅顶还残留着一粒黄豆大的弹片，腿肚里还有一粒子弹。一九三四年万源保卫战中，父亲中了三发子弹，三次被打倒在地，三次都爬了起来，血人似地在火海中跌撞冲杀，成为红四军美谈。我的父亲他从来没对人说过软话，他直到八十岁的时候仍然大跨步地走路，腰板挺得笔直。 　　大婶是大伯离开家乡前娶进门的。大婶那年十七岁，是东冲村最俊气的妹子。大伯离开家乡的时候并不知道大婶已经有了身孕。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大婶始终盼望着大伯有一天能回到家来看一眼他的骨肉。在邓氏家族三个虎背熊腰的年轻后生亡命它乡之后，一个十七岁的小媳妇就脱下红色的新嫁衣，一声不响地走出她的新房，默默地操持起一家老小的苦日子。这个十七岁的小媳妇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劳作，地里的活屋里的活全得靠她一个人。她有的时候累得晕倒在地里，但她从来不对自己的公婆说。她毫无怨言地为邓家养小送老，把大伯的父母一个个安葬了，又把大伯的儿子一口口喂大了，然后为他娶来了媳妇，再安静地守在哔剥作响的灯火前，等待儿媳妇生产下大伯的孙子。这个当年十七岁的小媳妇偶尔也在黄昏的时候悄悄独自到村头的河边去等着，用她那么美丽的眼睛默默遥望着北边的那条大道。大伯当年是从那条大道上走的，他并不知道他的十七岁的女人在许多黄昏用怎样美丽而忧伤的目光期待着他的归来。她就那么把她的眼睛一天天地盼瞎了。但是大伯始终没有回来，连他的遗骨也葬在不知晓的异乡了。 　　父亲说，你的大婶她是咱们老邓家的功臣。 　　回到邓家老宅使父亲一直压抑着的情感得以释解。在许多场合，父亲都表现得像一个孩子。父亲在长久地给大婶下跪后站起来，对站在院子里怯怯地望着他的侄儿媳妇大声说：“明珍，给我杀鸡！给我杀最肥的鸡！”我的堂嫂那年五十多岁了，看起来，她比我的母亲还要显老。我的堂嫂恐慌地看着父亲的目光在搜寻着院子里那几只茫然无知的鸡婆，小声说：“都是生蛋的鸡呢。”父亲说：“吃就吃生蛋的鸡，不生蛋的鸡谁吃？”父亲说完顽皮地看着大婶笑，一副很得意的样子。我很同情堂嫂，在父亲去爷爷奶奶坟地的时候，我给了堂嫂五块钱，让她去别家买两只鸡来。但这种阴谋没有得逞。父亲在喝过第一勺滚烫的鸡汤之后狐疑地皱了皱眉头，抬起眼盯着堂嫂说：“这味不对。这不是老邓家的鸡！”堂嫂吓得满脸惊恐，差一点打翻了汤碗。以后有好几天，堂嫂都躲着父亲，她一看见父亲就忍不住要全身发抖。 　　父亲回到家后一共办了三件事。头一件是给爷爷奶奶上坟。父亲去上坟，没有带我去。这是一件至今令我疑惑不解的事。无论于情于理，我从千里之外回到祖籍，我是邓家的一个子孙，说什么都该去给祖宗烧炷香，磕个头的。可是父亲却不叫我去。父亲换下了军装，带着一把长柄锄，他在走出大门的时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父亲在二月的阳光下给我的大婶下跪，他在他这一生中只给这么一个女人下跪，这个意义当然是非同寻常的。他是在替爷爷奶奶、替他的大哥、替他的二哥、替老邓家所有的男人下跪。父亲在邓家的老宅满是麦秸鸡屎的屋檐下推金山倒玉柱扑通一声跪下去，无论是祖坟里还是异乡别土里的邓氏亡魂都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从此安宁。父亲走出院子，独自一人去了祖坟，在那里整整待了一天。父亲在那里做了一些什么没人知道。我不相信父亲只做些拔草培土的事情。这不是他。我总觉得，父亲和邓家祖坟之间，一定还有一些别的什么秘密，而这些秘密，父亲是打算恪守到最后的，甚至连他曾一度信赖且寄托过重望的我，他也不打算告诉。 　　父亲做的第二件事是召集了邓氏家族中最亲近的人开了一个会。会是在夜里开的，这样就显得有点神秘。父亲要我来主持这个家族会议。这是父亲带我回乡阴谋中的主体部分。父亲对邓家的颓败和自甘衰败十分痛心，他处心积虑地要让邓家的威风重新得到发扬。他固执地认为，一切的不尽如人意都是由于邓家人缺乏一个有胆有识并且有文化的组织者。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而这个人物的最佳人选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子我。父亲的阴谋在他强大和刚愎自负的自我中一步步得以实现。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偶然场合中我得知父亲准备在家乡为我找一个身体结实的媳妇，让我在家乡死心塌地安家落户，那么他的一整套计划早就实现了。父亲差一点毁了我。他让我回家来组织和发动那些一点也不争气的邓姓农民。他斩钉截铁地说：“农民和你想象的不一样。农民什么也不是，他就是农民！”按照父亲的战略意图，我的文化知识和无牵无挂足以造成一种新的势力，它能为愚昧、自私自利目光短浅的邓家人提供一个新的家族核心。这很像几十年前发生在家乡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它是需要有想法的人来充当火种手的。父亲肯定地认为，如果不出差错，他的二儿子将在他的有生之年夺取大队支部书记或者大队长的位置，如果这样，拿他的话来说：“邓家人就有救了。”父亲回乡怀着再度闹革命的强烈念头，他甚至为新一代造反者带去了他们的领袖。父亲正是怀着这样的复杂心情大声叱骂他的那些堂兄弟和叔伯侄儿们，挨个儿指着鼻子把他们骂得狗血淋头。父亲血压升高，心跳加剧，有一个时候他差一点倒了下去。而我的那些堂叔堂兄们则一边点头哈腰，一边唯恐落后地一支接一支吸着父亲带回去的“红牡丹”牌香烟，直到把它们全部吸光。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们谁也没有认真去听父亲骂了一些什么，他们也不管父亲为什么要骂，但即使这样，因为有了“红牡丹”，他们是很喜欢听父亲训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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