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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太阳已经沉下西塬,天边只留下一抹淡淡的红云。彩彩朝那个熟悉的小院走去,心里复杂极了。过去,她常常串到这个小院来,把给马驹哥纳扎的鞋垫儿交给大婶,坐一坐,聊一聊,听得大叔大婶关照的几句温暖的话,她就心满意足了。现在到那个小院去,心里矛盾得很哪!

  小院里有一股清淡幽微的香气,那是香椿树的枝叶在傍晚的时候散发出来的。马驹坐在树下,双手叉进浓密的头发里,低着头,没有察觉有人走进小院。他大约在想着要去县上工作了吧?彩彩咳嗽一声,打招呼给他。

  “唔!彩彩。”马驹扬起头,有点愣呆,显然是从专注的思索中醒悟过来。

  “该换药了。”彩彩说,完全是医生对病人履行义务的声调。她早已提醒自己,不能带任何感情色彩,不能有任何心思的流露。

  彩彩蹲下来,轻轻撕开已经发黑变脏的胶布和棉纱,用棉球擦洗。怎么开口问他呢?

  “嗨呀,彩彩,给你说吧——”马驹说,“冯大先生晌午来寻我了。”

  “寻你做啥?”彩彩淡淡的口气。

  “叫我去劝解文生哩!”马驹说,“老先生在我面前愣骂文生,说他儿子忘恩负义,简直不是东西。老先生还说他一家都喜欢你,决不能做出让乡党们指脊背的事,他说他叫大女儿也去劝弟弟……看来,老先生还算有良心,正在动员一切家庭和社会力量……”

  “那……好么!”彩彩应酬着说,心想,我自己已经把回信寄给文生了,还劝解什么呢!

  “我脚伤好了,马上去找文生。”马驹说,“我想很好地跟他谈谈,你放心。”

  “我昨黑给你说过了,不必再找了。”彩彩有点不耐烦,“你爱跑路,由你!”

  马驹的热诚和好心得不到回报,就闭了口,看着彩彩在自己的脚上敷药。他看不见她的脸色,只能看见姑娘扑落下去的黑乌乌的头发,那头发里散发出一种奇异的好闻的气味;姑娘低头时露出的脖颈是白晳的,被头发覆盖着的耳朵也是白晳的,可以看见细细的淡蓝色的血管。这个猜不透的姑娘,心里到底打的啥主意呢?

  “你看见牛娃了没有?”马驹扬起头,不好意思再看彩彩白哲细腻的脖颈了,“一天没见,不知他从外村回来没有?”

  “你寻牛娃做啥?”彩彩给伤口盖上纱布,仍然没有抬头,她已经抓住了话茬:“还操心那些牛吗?你不是要走了吗?”

  “你听谁说?”马驹忙问。

  “还保密呀?”彩彩笑着说。

  “嘿!保啥密呢?”马驹笑了,坦率地承认了,“有这事,我还主意不定哩。你说,去好呢,还是不去好呢?”

  “去了当然好呀!”彩彩故意用无庸置疑的口气说,“当工人,开汽车,吃公粮,挣工资,不去才是傻瓜哩!”她想探一探马驹的心。

  “嗬呀!你说得这么好哇!我就去了。”马驹笑着说,拍了一下膝盖,下定了决心的样子。

  彩彩的心猛地一沉,顿然觉得胸脯里压抑得透不过气来,她终于证实了从那家媳妇嘴里听到的消息,他要走了。可笑的是自己从昨晚到今天还在做好梦哩。现在还能说什么呢?什么也不能说。她压好最后一条胶布,站起来,强装出满不在乎的口气问:“啥时候走呀?”

  马驹皱一下眉,扬起头,说:“明天或是后天,脚伤好了,就去。”

  彩彩勉强笑笑,点点头,算是告别,提起药包,转过身,走出了这个日夜令人回味的小院。脚下的路面像是在抖动,她的脚下绊了一个趔趄。最后的一丝侥幸的希望破灭了,她努力克制住自己,不能在村巷里流出眼泪……

  日暮中,景藩老汉带着几分酒兴,跨进自家门楼,就瞧见儿子无精打采地坐在已经昏暗的前院里的槐树下。他对儿子摆出的这种愁肠苦相的架势十分反感。

  老汉没有招理儿子,推车径直走进去,放下车子,走进里屋,伺老伴:“你跟他说来没?”

  “说来。”老伴回答,“娃说他愿意去开车。”

  “愿意个屁!”老汉斜眼瞅一眼老伴,表示不信任,“你看他难受的那个架势!”

  “晌午我再三问,娃都说愿意嘛!”老伴对于老头一进门来的这种气势不满意,“你甭疑神疑鬼的。”

  “要是真心愿意去,他会蹦蹦跳跳的,你记不记得,那年刚一接到参军通知书,他跑前跑后,嘴里唱唱嗬嗬的,啥架势?”老汉观察到了儿子行为中的漏洞,“你看他现时那个架势,愁眉苦脸,象是要上杀场,哪象是要去参加工作!”

  老伴不能不信服老汉的眼睛是厉害的。她又何尝丝毫没有察觉呢?她明明白白可以看出,儿子想去开汽车,又撂不下自己一手经办起来的砖场和牛场,正象老汉自己当年撂不下刚刚兴办起来的农业社一样。她主张耐心劝导,劝得儿子一两天后到县上去报了到,坐进驾驶室,啥事也就没有了。她很担心老汉动不动就想发火的神气,有可能把事情弄僵。她要劝儿子,又要劝老汉,使这个农家小院里保持平静和安宁。老汉今日一回到家,她就发觉老汉说话腔调很高,脖颈红红的,口鼻里喷出一股烧酒味,就问:“你在谁家喝酒来?”

  “在永槐家。”景藩老汉掼下毛巾,掏出一支卷烟,夹在指缝问,挺着腰站在屋子中央,声高气壮地说,“今日喝得痛快,谈得痛快!”

  景藩老汉从公社出来,觉察出王书记似乎把他当成累赘而急于换掉的用意,感到有点寒心;在路上遇见牛娃的时候,自然就没有顺气,以致态度有失检点;在路过何家营村的时候,被党支部书记何永槐拉到屋里去了。

  两位在土改中结识的农村基层干部,现在坐在方桌对面,对饮起来了。老了,何永槐也老了,土改中冒出的那一茬干部,现在都跟景藩老汉一样,霜染鬓发了。景藩老汉呷着酒,感叹着。几十年的经历,两个都差不多,不过永槐是蔬菜专业队何家营的党支书,家庭经济状况比他好;而个人经历,简直如出一辙。在河西公社里,他俩曾经是粮棉和蔬菜两类作物生产的先进人物,常常代表河西公社到县上和地区出席各种会议。“四清”和“文革”中,两个都被整惨了。他俩作为河西公社大队一级的“走资派”代表,被造反派们押在一辆汽车上,游遍了公社的所有村寨……有幸和不幸,使两人结下了友谊。

  何永槐端出一盘猪头肉,提出一瓶“雁塔大曲”,招待老朋友。

  “地分了?”何永槐明知故问,“牛也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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