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个天堂(90)_陈继明

九〇

　　92.名誉

　　“还是谈谈你父亲吧。”

　　“刚才你提到了‘名誉’这个词。”

　　我及时地打断了杜仲的话，并暗示他如何说下去。他已经习惯了我随时打断他，他甚至已经习惯了揣摸着我的思路往下说。

　　谢局长说“恢复名誉”的时候，我确实想起了父亲，“名誉”是父亲最喜欢用的一个词。父亲死了，这个词好像也死了。我偶尔想起它时，总觉得它灰蒙蒙的，而且藏在深处。其实，我一直不愿正视父亲的死，我总觉得父亲的死和我有关，我总觉得父亲的死不是因为母亲的揭发，也不是因为历史问题和所谓怂恿儿子逃避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说白了，在我的梦中，父亲的死另有原因，那就是，死于我这个儿子之手！

　　在蝴蝶谷的10年里，我最常做的一个梦，还是跑，还是没命地向葵花地里跑，这虽然是一个旧梦，内容却是新的。以前，向葵花地里疯跑是因为担心，担心自己会杀了父亲。而现在，则是因为恐惧，是因为谋杀已经完成。

　　我只身来到城外的坟地。

　　父亲的坟已经不新了，和伯父、爷爷、奶奶三人的坟，看不出多少区别了。况且我对时间原本是没有概念的，在我眼里，死去10年和死去30年，完全相同，毫无区别。我在蝴蝶谷里待了10年，现在想起来，就像是10天。

　　站在坟地里，我想的最多的，还是“名誉”二字。我牵挂着父亲的名誉。父亲死了，活不过来了。但是，父亲的名誉应该得到恢复。死者似乎更需要名誉。自古以来的那些文臣武将，活着的时候不小心丢了官掉了头，死了之后追封一个好听的谥号就万事大吉了。我想，我父亲大约也需要一个近似于“谥号”的东西吧。

　　后来我去过法院，试图找到当年处理父亲时的卷宗。法院有我一个同学，他打开一间房子，让我自己进去找。他事先已经说过，悬，不好找。原因是：一，1966年文革开始后，全国的公检法，基本被砸，停止了工作。先是由一个“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机构行使职权，后来由革委会人民保卫组统管公检法工作。10年中的大多数案子，并没有留下档案，红卫兵说杀一个人，自己就杀了，根本用不着立案结案。二，因为办公地点多次搬迁，很多文革前的档案都丢失了，更别说文革时期的卷宗了。但我不死心，还是想亲自找一遍。父亲是一个重视名誉的人，我有责任替父亲争回名誉。

　　同学打开门就走了，我走进黑咕隆咚的屋子，闻见了一股子防腐药水的味道和一些难以说清的味道。适应了里面的光线后，我看见了很多顶天立地的生锈的大铁柜，架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卷宗。我抽最底下的一大摞子时，把最顶上的一摞子黄色毛边纸震了下来，同时掉在地上的，是一窝老鼠，刚生下的一窝老鼠，身子白嫩嫩的，满地乱跑。它们那种怕光的样子，它们尖细的声音，像针一样刺了我一下，我禁不住就遗出一股子尿来。我不想找了，但我也不想让老同学看见我尿湿了裤子，就只好硬着头皮蹲下来，磨蹭着乱翻起来。我把标有“1967”“1968”字样的卷宗一本一本都看了，没找见“杜益三”三个字，当然更没有“杜仲”二字。但是，其中一个袋子上，竟有“顾婷娥（小天鹅）”的字样，我急忙抽出里面的东西，找见了那份我当年见过的委托书，关于顾婷娥（小天鹅）杀人一案，就这么一份材料。

　　终究没找到关于父亲的任何说法。这让我有些头疼，有些老虎吃天无处下手。父亲没有失去名誉，那么，我怎么才能帮父亲恢复名誉呢？名誉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或者说，一个像父亲这样普通的普通人的名誉，就算是失去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呢？除了自家人还觉得是一件事情，其他人谁会在意呢？这也让我想起了伯父、爷爷和奶奶的故事，父亲一辈子把这个故事讲来讲去的，难道不是小题大做吗？

　　“时代”，我还想起了这个词。

　　父亲常说：“时代不同了，天下太平了，新的时代用足以消化钢铁般的肠胃，把旧时代的恩恩怨怨消化干净了，我们勿须乎计较了！”

　　我几乎想起了父亲喜欢用的每一个词：太平。时代。恩恩怨怨。消化。勿须乎。那么我也“勿须乎”关心父亲的名誉了。时代永远是大的。人永远是小的。时代总有能力把一切一笔勾销，包括一个家庭和一个人的一点名誉。

　　让它去吧！

　　93.钥匙

　　杜仲对我很好，比以前还好。门上的钥匙，他一个人拿着，谁都不给。杜仲不在，就没人能进来。他不在的时候，任何人，哪怕是大雪和小雨都进不了我的房间。杜仲要是在家，每顿饭都由他亲自送来，再陪着我一起吃。屎和尿，也不让别人动，必须他亲自收拾。每晚上杜仲都和我在一起，整夜整夜地陪着我，给我讲外面的事情。杜仲还买来治麻风病的针和药，每天仔仔细细地给我打针、喂药，清洗伤口，甚至给我洗脚、洗脸，他还保证以后一定要想办法给我植眉，让我重新变得像以前那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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