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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该说说原因了,你知道我妈为什么要这样一次一次寻死?太幽默了,说出来你恐怕不信,她说她要像安娜一样过“有爱情”的日子!对,就是那个俄国的安娜·卡列尼娜!幽默吧?她一个山里生山里长的农村姑娘,没上过学,连县城都没去过连火车都没见过的村姑,她要像安娜一样过有爱情的日子!可是是谁,把“安娜”这一类玩意儿灌进她脑子里去的,让她当作理想一样并为此舍生忘死?

  当然是你们城里人,一群知青,北京的。其中有一个人,叫卡佳,听听这酒足饭饱云里雾里的名字:卡佳!就是这些卡佳们,拿我妈当试验田种,教 她读书识字,给她讲故事,讲人生的大道理,把浪漫的种子和生活格格不入的种子,种进了这可怜的村姑身上,在那里扎下了根。她们说:“向毛主席保证,我们要让你睁开眼睛,看见一个新世界!”她们还说要改变我妈的命运。她们还真做到了,我妈的命运真让她们给改变了:变得这么酷烈。

  本来,她可以生活得很平静,嫁给我爹,一门心思过日子。我爹其实是个非常善良脾气和顺的人,比我妈大六七岁,除了瘦弱一些,个子低一些,没有任何缺陷。其实在农村人看来这是一桩不错的婚姻,没有什么不般配。假如当时她有一个要好的“王贵”什么的,这么闹这么折腾还情有可原,问题是,她这个“李香香”压根还不认识“王贵”呢。但是她铁了心的要爱情。我后来想“爱情”对她而言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着,非现实的、浪漫的、美好的一切,和真实无关的一切——它毁了她的生活。

  后来,我常常问,在我可怜的母亲孤身一人和命运作战的时候,她们在哪里?卡佳们在哪里?这些让她“睁开了眼睛”的人在哪里?不用说,她们早就撇下她跑了,回到她们熟悉的城市了,回到她们的人群和生活中了。她们在“老莫”吃酸黄瓜喝罗宋汤的时候,甚至,在她们自己也和生活同流合污的时候,我妈她一个人,孤零零一个人,壮烈地、没有任何声援任何救助的,用她唯一武器,她的血肉之躯,捍卫着她们让她睁开眼睛看到的东西,她只有一条命,可是她死了三次!

  这就是我妈妈的故事,一个乡村浪漫主义者的故事,大姐,你们很相像。

  好了,说说我吧。我是浪漫主义者的天敌。

  我的家乡,核桃凹,是一个小山村,有一个小学校,只有初小,没有高小,念高小要到邻村去。我们村的女孩儿大多念完初小就不再上学了。到我该升高小那一年,我奶奶对我爹说,不要叫谷女子再念了,女子家,解得下个名字不当睁眼瞎就行了,又不考女秀才。我爹吞吞吐吐来找我妈商议,我妈只有两个字:不行。

  该念初中了,初中要到镇里,离我们村有十几里路,我奶奶又对我爹说,快不要叫谷女子再念了。我爹又来找我妈,我妈还是两个字,说得更干脆:不行。

  到考高中的时候,我考上了县中,我们村,那年考上县中的,只有我一个。那一年我奶奶过世了,是收麦子的季节死的,死那天,她还给一大家人做了晚饭。我爹我妈下地回来,看她躺在炕上,说是头疼,也没当回事,夜里就昏迷了,我爹背起她就往镇医院跑——这一背坏了事,半路上就咽气了,脑溢血。

  我考上了县中,我爹很发愁,没有钱供我。这回,没有我奶奶唠叨了,指挥了,我爹还是要来找我妈商量,吞吞吐吐的,还没开口呢,我妈就说了,“不行!”她知道我爹要说啥,先封了我爹的嘴,“除房子卖地,光明也得念书。”

  光明,是我的学名,这学名不用说是我妈给起的。那个夏天,我妈带着我们姐妹几人,早出晚归,上山去摘青连翘、挖草药、摘木耳、拾蘑菇,就连我六岁的小弟弟也跟着上山了,两只小手让荆棘葛针扎得鲜血淋漓。我哥那年该升高三,他也在县中学念书,不放假,早早就开了学,也等着钱用。我们这几双手,忙了两个月,硬是从山上挖出几百块钱来。自然还是不够,这一天,我妈瞒着我们,去县医院卖了血。我就用我六岁小弟弟的血汗钱,我妈的血卖来的钱,进了县中。

  三年后,高考,我考了我们专区的文科状元。

  那时候,我哥已经在省城打工了,两年前他高考落了榜。他从城里寄回家来的钱,我妈都攒着,一分也不乱用,就等着派大用场呢。有个南方人,来到我们村,教村里人培植香菇,我爹我妈也搭起了大棚子,从山上砍回橡树,锯成一截一截的,在树身上,打孔,埋下种子,淋上水,阴着,香菇就一朵一朵地钻出来了。卖香菇,又是一笔收入。当然,我弟弟妹妹们,加上我,我们又上山挖药材,整整挖了一暑假,就这么,东一笔,西一笔,给我凑着学费,最后,还是我妈,瞒着全家人,又去了县医院,卖了血。

  我成了我们村开天辟地的第一个大学生。

  我来到了南方,进了一所名校。我不想说它的名字了,你往下听就会知道为什么——我打工当家教,给自己挣生活费。当家教能挣几个钱?我就去了——酒吧坐台,是一个师姐介绍去的。我坐台,陪酒,自食其力。我没有一点道德上的不安感,从一开始我就不存在道德感和禁忌的问题,不,我有道德禁忌,我的禁忌是,永不再花家里的钱。不再花我老妈一大早跑六十里山路去卖血的钱,不再花我小弟弟用两只血淋淋的小手拨开葛针丛拣连翘和红果挣来的钱!这就是我的道德禁忌。我用我的性别、容貌、青春,养活我自己,供我自己念书,我觉得我非常、非常清白,自尊,快乐。

  但是很快地就发生了一件事。

  我妈病了,癌。现在我想我的癌恐怕就是从她那里遗传过来的——她一直硬撑着,有一天终于撑不住了,吐了差不多半脸盆的血,家里人把她送进了县医院。癌长在肝上,晚期,不能开刀了,但是据说可以住院做一种叫做“介入”的治疗,刚好有从省城来的专家在我们县“扶贫”。我妈当天就闹着要回家,虽然大家都瞒着她可她心里其实已经明白了,她说,别瞎糟蹋钱了,光明还要念书呢。家里人拗不过她,我们家,从来没人能拗过她的,开了些止痛药,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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