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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这时,从店堂里面的小间走出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国女人,她用中文对我说:“你也是中国人吧?都是故乡人,你如果诚心要的话,我可以给你算便宜点。”

  其实我并不太想买东西,主要是被那个“瓜皮小帽”吸引进来的。于是我对这个老板娘说:“你雇个美国人在门口拉客人,做生意还挺有一套的嘛。”

  老板娘回答我道:“他不是我雇的,是我老公。”

  我当了十几年的记者,养成了个职业病,见什么新鲜事都喜欢打听个究竟。于是我装出很想买东西的样子,先跟她说我想买下那个宫灯(用以作钓饵,想套出她的故事),然后又好奇地追问道:“你们怎么认识的呢?”

  老板娘倒是很爽快,告诉我,他们是通过网络征婚认识的。

  我高兴坏了,马上递了张名片给老板娘,并送了本登有我写的专栏的中文杂志给她。

  老板娘高兴地说:“哦,原来是黄作家,失敬失敬。你要买什么东西尽管挑,我算进货价给你。”

  我知道这是精明的老板娘做生意的套路,但我也很想知道她和“瓜皮小帽”的故事。

  于是我说,东西我其实是可买可不买,但如果我买她的东西,她还附送给我一个故事的话,我可以买点东西。

  老板娘是个精明的生意人,连忙问我要听什么故事?

  我指了指正在门口招呼客人的“瓜皮小帽”,说我想听你和他的故事。

  老板娘爽快地一笑,说:“那当然可以。正好我还一直在想,哪天我要把我的一系列故事写本书出来去卖钱呢。可惜读少了书,硬是写不出。既然你是作家,我就讲给你听。版权费我就不要了,你的书印出来以后记得送我一本,我老了的时候可以做个念想。”

  我连忙满口答应。

  于是老板娘和我在店堂中央的红木凳子上坐下来,老板娘一边照应生意,一边把她的故事断断续续地讲给我听。

  以下网络征婚故事出自“三迁孟母”(老板娘)的口述实录,由记者略加润饰,但内容完全真实。

  老实告诉你吧,我到美国来是为了我儿子;我上网去征婚也是为了我儿子;我嫁给Allen(“瓜皮小帽”)还是为了我儿子。

  要把这里面的关系理顺,我得把我的故事给你从头讲起。

  我今年五十多岁了,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可以说中国什么运动都赶上过。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去了,在农村里呆了几年。

  农村苦呀,我们城里下去的知青都觉得受不了,也不知道那些世世代代在那儿生活的农民是怎么熬下来的。

  幸亏我只干了几年就回城了,在一个街道小布鞋厂当上了工人。

  那时候的社会风气很封闭,年轻人一般要到二十五岁以后才谈对象。我又在农村呆了几年,到找对象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七八岁的人了。

  我是在那个街道厂认识我前夫的,他也是回城知青,我们年纪差不多,经历也相当,自然而然地就谈上了恋爱,然后就结了婚,也生了个儿子。

  我生儿子的时候,已经三十出头了,当时又提倡“只生一个好”,我自然把独生儿子看得比我自己的命还重。

  生活虽然清贫,但那时候大家都穷,所以也没觉得有什么。再加上每天带儿子,觉得自己还挺幸福的,日子就这么平淡地过着。

  后来就改革开放了。当时改革的春风吹遍了整个神州大地,真的是叫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我们那个街道小厂一直半死不活,街道居委会主任就提出谁感兴趣可以拿出方案来,搞承包。不搞承包的话,估计厂子不久就会被挤垮。

  我这个人是个心气高的人,总觉得人生在世总要干点什么,不能就这么窝窝囊囊地活着。我就想把厂子承包下来,但我前夫不乐意,他这个人没有什么开拓精神,干什么事情都是前怕狼后怕虎的,没点硬乎劲。

  我的性格有点风风火火,他不同意我也要干。可能我这个人也还有点魄力,我把我的承包方案一拿出来,大伙儿都拥护我。

  我想,可能也是因为他们也没有其他选择了,死马当做活马医呗,因为当时也没有第二个人站出来要承包。

  自从承包了小厂以后,我的压力很大。什么事情说说都很容易,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就行了,可真要干起来就难于上青天。

  那时候几乎没有人穿布鞋了,都穿皮鞋,可国营的大皮鞋厂到处都是,我们厂从设备到设计根本就没办法跟他们竞争。

  我就去了一趟广州,发现广州刚开始流行波鞋,都是从香港进来的,价格挺贵。我心里一亮,决定转产波鞋。但没有资金和设备,也没有技术。

  那一阵,我真是像疯了一样,到处跑,去跟区政府开发办的人磨嘴皮子,好不容易才由他们担保从银行贷了点钱。钱是到位了,可没有技术。我又跑广州、汕头,花重金请来了广东师父。

  当时,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捏着一把汗,要是转产以后没销路的话,我们厂就要破产,工人都得失业。

  那段时间,我是吃睡都在厂里,家里的事全部扔给我前夫,我根本就没时间管家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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