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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分给他们的新房子在西津渡,张金芳预先去看过一次。正房只有一间,又小又破,奇怪的是还有一股难闻的血腥味。厨房其实只是一个狭窄的过道。本来,张金芳还存着一点心思,打算在结婚的时候办几桌像样的酒席,将乡下的亲朋故旧都请到城里来逛逛,好让他们看看自己的好日子。可现在的情形,其恶劣程度早已超出了她的预期。渐渐的,她开始有了一种被人欺骗的感觉,心里堆满了怨毒。嘴上虽然没有明说,可成天唉声叹气,愁眉不展,办喜酒的事再也不提了。

  谭功达整天坐在书房里,要么趴在桌上看地图,要么翻看旧报纸,还用红笔写写划划的,天塌下来都不管。他既然已不当县长了,还在那儿又划又写的,不知道他搞什么名堂。开始张金芳倒还能隐忍,后来也就恶声恶气地支使他干这干那了。可不论是什么事,只要一到他手里,必然弄得一塌糊涂。到了晚上,张金芳静下心来细细一比较,还是觉得自己原先的那个丈夫好!他是个木匠,手又巧,脾气又柔顺,整天笑咪咪的。她想起来,就在替他入殓的时候,他躺在棺材里竟然也是笑眯眯的。

  到了搬家的这一天,在收拾行李时,张金芳不知从哪里翻出一封信来。这封信没有拆开过,她就拿去给谭功达看。谭功达正在捆箱子,只溜了一眼信封上的字迹,赶忙丢下行李,一把从张金芳手里抢下信来,躲到书房里去了。他听见张金芳在背后冷笑道:“你这是多此一举!我又不识字,哪里就能偷看了你的秘密?”

  这封信是姚佩佩写来的。上面只有一行小字:

  明天晚上六点,在清真馆见面。有要事相告。不见不散,切切。

  从信件下方的日期来看,这封信写于一个多月前。大概老徐带信来的时候,是张金芳接的,她随手往什么地方一塞,随后就忘得一干二净。谭功达痴痴地望着窗外幽幽的蓝天,心中大有麦秀黍离之感。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切切”两个字,心里有一种难忍的刺痛。他徒劳地在脑子里搜索着那个清真馆的具体位置,就好像他刚刚收到这封信,而姚佩佩此刻正坐在清真馆的窗前,焦急地看着手表,等待着他的到来……

  佩佩。佩佩。

  按照县里的规定,老房子里原有的家具一律不能带走。这么多年来,谭功达也没添置过什么像样的物件,所以搬家一事倒也不像想像的那么可怕。张金芳不知从哪里雇来了一辆驴车。隔壁的老徐夫妇都赶来相送,他们站在院外说了会儿话,彼此都有些伤感。老徐在谭功达的肩上拍了拍,低声道:“功达,若是依我,就不和他们硬顶。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写封检查,事情就过去了。”谭功达脸色铁青,什么话都没说。老徐的爱人趁人不注意,偷偷地在一旁擦眼泪。张金芳把院子里的鸡毛菜拔得一根不剩,装到一个大网兜里,车夫却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他们的新家在西津古渡一个名叫胭脂井的巷子里。那一带在解放前是妓女的集散地,一眼望去,阴湿的长街两边,都是低矮狭小的鸽笼一般的屋子。原先白色的洋灰墙如今早已爬上了一层黑霉斑。顺着巷子往里走不多远,就可以看见一个绒线铺,一家茶社,还有一个面馆。

  谭功达的新家就在巷子的中段。这个房间原来是专门给妓女接客用的,所以设计得十分狭小。进门是一个阴暗的过道,泥地软软的,有些潮湿。过道尽头就是所谓的正房了,房间里有一扇北窗,虽然狭小了些,倒也敞亮。张金芳几天前就已经让木匠打了一张大床,搬了进去。可这张大床往里一摆,就几乎把房间占满了。三个人进了屋,几乎没有转身的余地。

  张金芳说,她预先察看了这里的地形,窗子外面是一大块茅草地,她打算在北墙上开一个小门,然后自己动手在屋外搭一个灶披间,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那儿生火做饭了。

  “乱弹琴!”谭功达怒道:“连个书房都没有,叫我在那儿看书?!”

  “不用急”,张金芳安慰他道:“我们慢慢再想办法”。

  这天晚上,一家三口就在胭脂井的面馆里吃了饭,回到家中早早就躺下睡了。谭功达刚刚睡着一会儿,就感到自己的后背湿乎乎的,扭头一看,张金芳嘴里咬着被单,哭得浑身乱抖。谭功达一时也没有心思安慰她,因为他的心里也烦透了。黑暗中,他听得张金芳叹息道:

  “功达,你说我这个人,怎么这么命苦?爹娘出死力,拼命跑码头、养蚕子、贩河豚、卖豆腐,累得吐了血,才好不容易攒了一笔钱,置了四十来亩地。还没有来得及插秧种麦,偏巧就解放了,富农那顶帽子就稳稳当当落在了我爸爸的头上。顶着这个帽子,我也就挑不上好人家了。糊里糊涂嫁给了村里的小木匠。他们兄弟七八个,家里穷得丁当响。可没过几年消停日子,大坝上闹事,那死鬼偏偏要去看热闹,被人一推,脚底一滑,一头栽到悬崖底下,摔了个稀巴烂,留下我们孤儿寡母,不知巴结谁才好。原以为菩萨奶奶显了灵,让我遇见了你,做成了这个姻缘。可你又倒了这么大的霉……我走到哪里,那霉运就撵我到哪里,如今发配到这么一个肮脏的地方,你又没事做,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谭功达只得转过身来,用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来安慰她。张金芳忽然止住了哭泣,用手推了推他:“你闻闻,房子里总有一股什么味?就像是肠子烂掉的味道……”

  谭功达嗅了嗅,空气中果然有一种怪味:它裹挟在湿漉漉的雾气中,有点甜,又有点腥。

  “会不会是那些婊子——”张金芳道。

  “怎么会呢?早在十年前,她们就被抓去改造了。你别瞎想,早点睡吧。”

  张金芳还在嘀嘀咕咕地说个不停。可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很快就搂着腊宝睡熟了。经过这么一番折腾,谭功达再也睡不踏实了。他的睡眠就像水面上飘浮着的冰层,又脆又薄。天快亮的时候,一阵磨刀的声音把他吵醒了。他睁眼一看,四周黑漆漆的,可那“唰唰”的磨刀声弄得他心脏一阵阵抽搐。大晚上的怎么会有人磨刀呢?那磨刀声大约持续了两个小时之久。渐渐地,通过声音的变化,谭功达甚至能渐渐分辨出刀子的厚薄和形状了。天快亮的时候,那该死的声音总算停了下来。谭功达裹了裹被子,正要入睡,就听见一个妇人粗大的嗓门叫了起来:

  “皮连生!皮连生!起来了!天都亮了,起来杀猪了!”

  原来,隔壁住着个杀猪的。

  第二天中午,县里的一个办事员,自称是小魏的,骑着自行车一路打听来到了胭脂井。他是来通知谭功达开会的。张金芳一听说县里派人请丈夫去开会,以为事情有了转机,笑盈盈地将小魏拽到家中,可又找不到个地方让人坐。小魏年纪不大,神色庄重严肃,始终绷着个脸。张金芳给他端了一杯茶,也找不到个地方放下来,尽管烫得她龇牙咧嘴,不断地换着手,可小魏假装没看见,始终没有伸手来接。他只说会议重要,不得缺席,随后转身就走了。

  开会的地点仍在县委大楼的会议室。不知哪里来的这么多人,会场上十分拥挤。谭功达刚上楼,就看见两个清洁工苦于挤不进会场而急得团团转。几名工作人员手拉手,硬是在人群中开辟出一条狭长的通道来,谭功达才勉强通过。一进会场,他就感觉到热浪逼人,空气有点令人窒息。会场后面的人站在凳子上,呈阶梯状一层一层的叠了起来,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

  主席台前摆着一张木椅。由于一夜未睡,谭功达刚一落座,就不由得心跳加速,虚汗直冒。精心布置的会场,自有一派肃杀的气氛,使谭功达本能地意识到自己罪大恶极。

  白庭禹宣布会议开始,一位年轻的干部首先发言。他在列举了谭功达的“五大罪状”之后,把批判的重点放在了所谓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上。他说谭功达不顾国家连续两年发生自然灾害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大兴土木,好大喜功,修造大坝,开凿运河,还异想天开地想出了一个村村通公路、家家有沼气的荒谬计划,导致梅城民穷财尽,路有饿殍,光是官塘一乡就饿死了六个人。他甚至提出要在五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犯了右倾冒进的严重错误。他把偌大的梅城县当成他个人的资产阶级桃花源,用十二万梅城人民的生命作抵押,来满足他资产阶级的虚荣心。

  “可他自己呢?”这位干部最后总结说,“一贯的思想反动,一贯的腐化堕落!平常住在宽敞的庭院中,花天酒地,生活糜烂!就在普济大坝坝毁人亡,兴隆、长旺两乡全被淹没的危急时刻,他却从梅城突然消失了。根据我们调查,他正和文公团的一名漂亮女演员打得火热……”

  由于谭功达背对主席台,一时无法判断发言者到底是谁。他那金属般磁性而嘹亮的嗓音震得扩音器的话筒嗡嗡直叫。接下来发言的是刚刚升任副县长的杨福妹。她悲愤地回忆起自己与谭功达这个色狼在一起共事的屈辱经历。

  她说,还是在她跟谭功达做秘书的时候,有一天快下班,谭功达忽然跑到杨福妹的跟前,两眼泛着绿光,问她哪儿不舒服,是不是生病了,杨福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我来那个了……

  谭功达马上追问道:“那个是什么?”

  “流血呗。”杨福妹告诉他。

  谭功达又继续追问,“那血又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呢?能不能让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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