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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


  侯主任说:“两个都怕,一个也不敢得罪。”

  在山东,他们顺路选了两个县,到人家县委办公室拜访取经,受到了热情接待,经没有取到,酒没有少喝。丁主任还是让查志强向人家要了一些毫无作用的规章制度,就算取到的真经,回去对谁都好交代,这也正是丁主任的精明之处。天下文秘人员都像亲弟兄一样,有许多共同语言。山东的同行们,豪爽热情得厉害,让这一行人多年后一听到山东话,就倍感亲切。山东秘书们得知这一行人是因为县委一把手在党校学习才出来跑跑,都说,真是个好机会,要不,整天瞎忙,哪有时间出来?我们若有这个机会,也到你们那里去学习访问。

  一行人为了抢时间多看几个地方,丁主任叫侯主任和范德保每人买了一条厚厚的毛巾被,路边有的是饭店,车厢内就是旅馆,夜里赶路,白天观景。常言道,“要想享福,四门不出”,出门旅游本身就是找罪受。大家大饱眼福,坐车坐得腰酸背痛,也没有怨言。只有司机小吴特别辛苦,他总是在别人游玩时,自己在车上休息,大家上了车,司机就出发,好在小吴的身体“倍儿棒”,零打碎敲,一天要开十几个小时的车,也顶得着。这一来,最苦的是“项团长”,别的同志休息了,他还要陪着司机熬。所以每天都比别的同志辛苦,毕竟是“团长”级别,觉悟、姿态自然得高一些,苦中作乐,也觉得高兴。只有邬庆云真的像个团长的女秘书,关键时刻,给项明春和司机不时地递过来削好的水果或者饮料什么的,小吴直夸:“小邬姐真好!”

  虽然目的是去看海,一行人还是顺路去了泰山。当晚连夜登上去了,第二天看了日出后,司马皋、项明春和小邬他们几个进了山神庙,在一个卦摊前,司马皋说抽一签,看看运气如何。小邬拉了拉项明春的衣襟,项明春立刻会意,这司马皋可能要问一问自己的前程。他俩相视一笑,就跟着司马皋一同前去。司马皋对着天空念叨一番之后,神色无比虔诚地抽签,第一签抽了一个“下下”,第二签仍是一个“下下”,第三签才抽了个“上上”,掏了五元钱给了算卦先生,得了一张黄表纸,上面写有几句签诗,司马皋读后,神色大变,折叠一下装了起来,不让他们两个看写的是啥内容,离开卦摊后闷闷不乐。项明春知道他肯定是因为没有弄到好签心里不痛快,就劝他说,别在意,司马,咱们坐车就是“上上下下”,坐车从来没有只上不下的。要不然总待在车上,哪有“风月无边”可看?邬庆云也说,明春哥说得很有道理,司马你算是替大家抽的旅游签,别往心里去。司马皋说,我就爱听项秘书的解劝,他总是把啥事儿都看得开一点,说的道理既通俗,又能服人。说了这话,脸色从容了许多。项明春知道他又想起了那次失误后,还是通过自己安慰才心情好了起来,对自己劝司马皋的话很得意。

  他们赶到荣城看了大海日出,远远的海平面上,那个给大地带来光明和温暖的红日,像小鸡破壳,一跳一跳地拱了出来,升上了水面,竟然还留着一个半圆的轮廓倒扣在海面上,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租了一条渔船,到大海里兜了一圈儿。机帆船冒着黑烟,“突突”地欢唱着,在海面上破浪前进,犁出一道白色的深沟,让他们觉得既惊险又刺激。走到至深之处,项明春站在船头,双手叉腰,挺立作伟大状,虽然是在荣城,却产生秦始皇当年“东临碣石”的感觉。忽然一个浪头打在船舷上,船忽悠了一下,差点把他摔倒,丁主任就把他喊了下来,项明春伟大感觉变成了羞惭,自嘲地说:“日他妈,这大海太不给人面子。”他们又在海滩上捡了不少贝壳,捞到一些嫩海带,都装在囚笼里。这些海带,闷在塑料袋里,两天后开始起热腐烂,解开一看,发出难闻的味道,没办法带回来,只得依依不舍地扔掉。在海边,人人踏着浪花,把下半身都弄湿了,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尝了一下又腥又咸又苦又涩的海水,都说这水看上去很美,其实不能喝,谁喝谁上当。范德保专门用矿泉水瓶满满装了一瓶,说回去让家里的同志们都尝尝海水的味道。

  出了荣城,顺着海岸线,一路向北走,又到了青岛、烟台,本来,还想去旅顺、大连,要坐那么长时间的轮渡,大家觉得不合算,况且大海已经看足看够了,就不再去了。继续挥师北上,过天津,进北京,在北京玩了三天,这才折回返程的道路。

  司马皋自从在泰山上抽的那一个签了后,再也没有当初出来时那种兴高采烈的心情,一路上闷闷不乐,大家谁也没有在意。他自己下了决心,回到家里,一定要采取措施,彻底改变自己倒霉的运气。

  父与子

  绕着中国东部转了一个大圈回来后,其他人重新进入了工作状态,只有司马皋没有多少的具体事情,在办公室里打打杂务。

  司马皋很相信星相命理,平时闲暇没事儿,就钻研一些《周易》、《诸葛神算》、《麻衣相书》之类的杂学,颇有心得,却无成果。那次失误,虽然宋书记没有直接尅他一顿,他却惊恐万状,唯恐宋书记在心里画他一道子。后来,他扳着《流年运势》一书对照,果然看到那天他命犯“阳公忌”,诸事不利。想一想,那天确实有点怪,吃罢早饭就有点精神恍惚,心不在焉,跟宋书记出去,不经意间,出了几处小错,强打精神,才回到了机关。车进大门时,看见他哥在门卫房的台阶上站着,焦急地等他,见面后说父亲病重,吓了他一跳,马上和哥哥一起去医院给父亲抓药,就把宋书记交代的工作彻底忘了。

  司马皋对自己的前程看得非常重,几乎融进了血液中,是与他的家教分不开的。他家离县城三十多公里,是一个靠山的小村庄,姓“司马”的只他一家,单门独户,老辈子也不知是从何迁来的,在这里生根以后,一直受大户人家的欺负。他父亲司马占方在饱受欺负中长成大小伙子,倔强的性格让他决心同命运抗争,上小学时国语读得是全班最好的一个,后来上不起学,在家里放羊、种地,慢慢地长成了一个很有能力的庄稼汉子,给地主扛长工,东家很喜欢他,把女儿嫁给了他,也没有能够改变他苦难的命运。到了解放初期,姓司马的终于赶上了好时代。穷人们扬眉吐气,司马占方拿起了枪杆,当上了民兵连长,开始神气起来。有了土地,就跟那个地主丈人翻了脸,上台批斗丈人时,狠狠地扇老汉耳光,老婆啜泣不敢吱声,小舅子见他就躲,从此两亲家互不来往,仇人一般。小乡的党组织感到他的阶级立场坚定,发展他成为预备党员。当上党员的第二天,上级开始动员青年当兵,补充抗美援朝部队,他又当上了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本来司马占方是个独子,按政策是不能征兵的,可他非常坚决,为了走向更远更高的憧憬,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军。老婆知道他志向高远,不敢阻拦他,心里揪成一团,认为很可能是就此一别,哭得像个泪人儿。当他披着大红花,在乡亲们敲锣打鼓欢送他们的时候,老婆瘫在了家里的门框后边,母亲也跟在后边哭泣。接兵的首长劝她说:“大娘,你儿子当兵,全家光荣啊!”老太太也不知啥是光荣,一个劲儿地哭着:“俺不光荣嘛,俺不光荣嘛。”让司马占方觉得很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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