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岸(52)_马曳

五二

　　“因为日本规定外籍律师要在海外执业满两年才能在日本长期做律师，否则到了一定的时候会失去执业资格。”

　　“看来你想长期住在日本咯？”

　　“是啊。”栗原满脸向往的说。“我准备一呆满两年就立刻回去。”

　　我注意到，她说的是“回去”，而不是“去”。

　　“因为秀树君想回国吗？”

　　“不是。”栗原笑了：“他倒是很喜欢美国的生活，是我爱日本，想尽早搬去东京。”

　　我看着栗原，努力想象她在东京这个我从没去过的城市里的样子。来美国以后，我遇到过各种各样对日本文化着迷的白人。曾经有一个MIT的德国学生，因为热爱日本文化而自学围棋，结果找不到人对弈，病急乱投医找到我这里来。我对他说我不会下围棋爱莫能助，他着急地一跺脚：“我听说日本韩国和中国每个人都会下围棋的，难道竟是骗人的吗？”而我也只好啼笑皆非的回答：“你们不也从小听说每个中国人都会武功吗，你看我像吗？”

　　栗原看起来是不会对任何事情产生狂热爱好的人。她做事很认真，但是又有种举重若轻的态度，可算人淡如菊。从这个角度来说，她确是适合生活在亚洲，我甚至觉得，栗原有一种亚洲人常常已经丢失了的东方风范。然而想到栗原的梦想意味着我们未来共事的机会不过短短两年而已，我觉得有点遗憾。

　　一年级的人统共做的都是打杂的事。不过带我们干活的合伙人总是说，虽然我们做的这些活没受过法律训练的人也可以做，但她更愿意交给一年级的律师而不是那些大学刚毕业的律师助理干，因为虽然平均统计数据是每个法学院毕业生只会在律所工作两年多一点，和律师助理平均工作时间差不多，但我们至少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总是认为我们会长久的在律所工作，升合伙人，直到光荣退休为止，因此，我们比较“爱惜羽毛”，会把哪怕是校对文件或修改格式这种秘书的工作都做得更好一些。

　　在法学院的时候听说Langdell校长坚信，一个学法律的学生读多了案例，法律就会图穷匕见，现在则是前辈律师说，做多了文件，哪怕是校对，也会变成一个更好的律师。这一支一支的胡萝卜，诱使着我们这些小驴步履蹒跚的前进。

　　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我喜欢晚上在办公室工作。这一大半当然是形势所致——一来即使在经济低迷的时候，律师也绝不是朝九晚五的职业，二来作为初级律师，有时上面的活等到下午五六点才会派下来，于是你可能工作过了半夜，billable hours也不过六七个而已。然而晚上的办公室，气氛与白天有微妙的不同。合伙人们绝大多数都回家了，少数需要留下来干活的，似乎也比白天更平易近人一点。十点到午夜的时候往往是交朋友最好的时候,谁在走廊上遇到了都忍不住停下来说两句——就是那种“啊,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意思。有的律师会喜欢在半夜前后四处逛逛，碰到还有人在就进到他/她的办公室坐上一会儿，被访问的人也很欢迎偶尔有个不速之客来打个茬，算是短暂的休息。反正已经到了这个点，早半小时回家晚半小时回家也都是差不多的事。于是在这些漫长的夜晚里，我们在走廊上，茶水间或者别人的办公室里敞开心扉。

　　高田的办公室跟我和栗原不在一层楼，所以他来串门的机会并没有那么多。但很快我们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游戏来打发晚间等文件的无聊时光：栗原会教我一些日语的句子，由我打电话给高田并重复一遍，而号称在学中文的高田则会尽其所能的用中文回答。

　　于是终于有一天晚上，我打电话给高田，他接起来就说：“喂。”我用日语讲：“我钱包丢了。”惊讶的高田君毫无防备的回答：“You did?”

　　我和栗原笑得惊天动地，以至于三个办公室外的同事都来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很久很久以前，我也做过同样的事。那时还是大一，我大学宿舍的姑娘们还没有一个个都谈了男朋友，闲极无聊之下决定要去清华发展一个联谊宿舍，她们把我们宿舍电话的开头6276换成了清华的6277，按此打过去，成功的找到了一电机系男生宿舍，还正巧和我们是一届的。两个宿舍热火朝天的聊了一阵，约定某周末一起泛舟圆明园。船倒是划了，但是显然我宿舍的姑娘们没看上任何联谊宿舍的男生，对方某位倒是看上了晓培，奈何佳人已有男友，只得悻悻的知难而退，从此联谊宿舍空余虚名耳。

　　圆明园泛舟我没去。那天我和华少约好了去美术馆看展览，不能重色轻友。但本着重在参与的精神，我在某天晚上熄灯后在本舍姑娘们的环绕下给联谊宿舍打了一个电话。对方不知谁接起来说了一句喂，我便施施然的开启北京人最字正腔圆的模式说：“同学，计划生育好。”

　　晓培在对方有任何反应之前按下了电话按钮。我们哄堂大笑，直到外面传来一声“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我们都还在捂着肚子不能自已。

　　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快乐真容易。

　　十二月初我上了一个给客户公司更新到期夹层融资的项目，忽然就全天候忙了起来。融资项目初级律师其实能做的不多，无非是做做UCC档案查询和更新，给主合同做附录，把公司所有的资产负债等等等等分门别类的详细列出来，以保证银行获得正确的抵押物信息。但因为信息来自四面八方，我忽然就变成了个很重要的人似的——所有人都在找我核实资料，而我又得追着客户公司的各个部门要材料。这天一整天，栗原都在任劳任怨的帮我泡茶，倒水，买午饭，因为我一整天都在打不同的电话，真正连离开办公桌去上个厕所的机会都不太有。

　　这样一直到了晚上，终于客户已经下班，再找人也是徒劳，我得到了喘口气的机会。今天栗原不忙，7点多已经走了。我看看电脑屏幕下方的时间，晚上八点四十五分。我立刻条件反射地觉得饿。这个时候叫外卖已经有点太晚，我决定去楼下Pret买个三明治充饥。

　　Pret里面空空荡荡的，剩下的两个营业员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聊天，像是在等下班。架子上稀稀落落的放着几个卖剩下的三明治，如果没有像我这样的人把它们买走，大约多数是要被人道毁灭的命运吧。但其实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被我选中的鲑鱼三明治，一定不甚开心：与其被一个加班的人味如嚼蜡的吃掉，一个有尊严的三明治恐怕宁可选择被人道毁灭。

　　我一边过度分析着三明治的心理活动，一边付了钱。转身离开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角落里坐着法兰克和Jane。显然刚才他们一直处在我视线的盲点，所以没被我发现。我刚想去打个招呼，随即就改变了主意——很显然，他们选择这个角落是不想被人发现，因为我看见Jane的眼睛里有星星点点的光，好像刚刚哭过。

　　十二月初，这个时候的波士顿应该已经下过好几场雪，纽约除了几场冬雨，倒还全无动静。从前还在念书的时候我每到冬天总是咬牙切齿的发誓一毕业就要逃离波士顿这个寒冷多雪的鬼地方，现在站在Pret的门口，吹着纽约干冷的风，我忽然有点怀念踩着积雪从Yard走回法学院的感觉。

　　晚上11点，发好最后一个给对方律师的邮件，我从系统里叫了一辆回家的车。每到晚上，楼下大堂里会坐上一个人，专门给晚归的律师发回家用的乘车券，而大厦门外有一个两三人的团队，专门调度各种接我们回家的车，一年365天，从晚八点到清晨两三点，从不止息。每天回家，我都要路过克莱斯勒大厦，Bloomingdale’s，三大道上的各类商店。Gap在重新粉刷店面和橱窗，Blooingdale’s架起圣诞节的雪花灯。一切都在店铺打烊之后才开始进行，明天早上，一切的工作又都不留痕迹。上班的人会看见的是崭新的Gap和Bloomingdale’s，好像变了魔术一样。曼哈顿永不落入黑暗，而在这里所有想象之外的服务都有人提供，比如在凌晨三点摄氏零度以下的气温里爬上脚手架给商店披上温暖的圣诞装饰。栗原说她做资本市场项目进印刷厂印发债书的时候，印刷厂会提供能容纳30人的大会议室，24小时提供各种小食和甜点，如果有需要，他们可以派人从纽约任何餐厅取来外卖，还可以提供30年陈酿香槟——只要有人为这些买单。

　　到家的时候我的黑莓又在闪红灯。我抱着认命的心情打开，结果发现是对方律师的邮件。他说：Thank you, Wei. Have a good night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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