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在纸里的火(49)

四九

　　如我所料，在那个月底进行的考评中，我的得分最低。我知道为什么——“立法者”（拟定考评标准的人）是崔哲，“执法者”（打分的人）也是崔哲。在这部“法律”颁布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自己注定逃脱不了这张崔哲织成的网。

　　你知道，崔哲并没有将我开除出报社的权力，但他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羞辱我，直到我主动离开，而我的离开也许能够换回他在那件事情里失去的安全感。

　　我曾经找过崔哲申辩，但他看起来连向我解释的兴趣都没有，他只是告诉我：“这是部门规定，你服从或不服从都必须执行。”

　　就这样，我成了那个倒霉的人。崔哲当时给了我两条路让我选择：要么主动辞职，要么去新闻热线值班室当接线员。

　　我选择了后者。我说过，我也希望我能爱我所爱为所欲为，但多数时候我身上背负着压力并且无可奈何。

　　我告诉你我的压力是什么：离开这个报社之后，我会立即失业，而能不能获得一份新的工作还很难说。我对此感到恐惧。

　　如果你曾经在毕业找工作时四处碰壁，如果你身在外地没有人愿意并且能够帮助你，如果你……你就会理解我的恐惧。

　　“你当时为什么不揭发他？”萧原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

　　我苦笑了。我曾经这样想过。当我把自己的东西从记者办公席搬到新闻热线值班室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屈辱。这种屈辱感压迫着我，使我有了揭发崔哲的冲动，但我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冲动。

　　那个时候，一个是锐意改革的社会新闻部主任，一个是刚刚被社会新闻部主任清除出记者队伍因此心怀怨怒的接线员，你认为人们应该相信谁？

　　当然，我没有揭发崔哲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除了我亲眼所见之外，我并不掌握任何关于那2万元的证据，我想，那个企业负责人也不可能为了帮助我而站出来指责崔哲。

　　当我讲完这个故事时，萧原沉思了一会儿，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意外的样子。这倒让我意外了，不过我没有问萧原为什么。如果我问了，而他也告诉我了，也许我会更早地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

　　我告诉萧原，成为一名接线员之后，我很快就从刚开始时的不适应状态中调整过来，我发明了一些在值班室里玩的游戏，并且在跟其他接线员一起玩那些游戏时找到了乐趣。当然，我从此还学会了谨小慎微，我一直告诫自己要少说话多观察。

　　“你的格言是”夹着尾巴做人“？”萧原问我。

　　“不。我的格言是”凡事不要冲动，冲动必有后果。“”我说。

　　“我懂了，”萧原露出了一丝微笑，“说到底，你是在保护自己。”

　　我同意。我还有一些经验要告诉他：“如果你不能习惯于忍受那些你不喜欢的事情，在这个地方或是别的地方，你都注定是孤独的。”

　　“孤独有什么不好？”萧原眨着眼睛，一副好奇的样子。

　　我答不上来。我承认，我从来没有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我坚持认为孤独不好。

　　这时候，我看到萧原脸上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根据我多次与萧原聊天的经验，我知道他要开始给我讲一些“人生道理”了。这大概是他在中学里当老师时养成的习惯，通常这需要10分钟左右。

　　果然，萧原开始给我“上课”了。他说，孤独并不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有时候，一个人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不妥协，而不妥协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它代表着坚定和勇敢。

　　萧原还说，当我们看到某些令人愤怒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无所作为就代表着妥协，但不妥协的人一定会对此做点什么。也许他们做的于事地补，无法扭转事态的发展趋势，但至少会让那些做了亏心事的人感到不安。当然，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所忌惮，并且从此对一些人和一些事保持敬畏。

　　我试图插话，我想说的是：“他们才不会感到不安呢！”但这句话还没有说出口，就被萧原阻止了。

　　萧原接着说，一个人的心里，总要有一些敬畏的东西。如果没有敬畏，那就意味着价值观的泯灭，同时泯灭的还有对美好事物的希望。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它意味着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空虚的世界里，只有欲望，却无希望。

　　“课”终于上完了，我松了一口气。突然，萧原又问我：“你看过《阿甘正传》吗？”

　　“看过。”我确实看过，那是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那部片子让我记住了两件事：人的命运就像是一片飘浮在空中的羽毛，而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

　　“还记得阿甘入选大专棒球明星队以后，被美国总统接见时说了什么吗？”萧原继续提问。

　　我不记得了，但我隐约记得，弗雷斯特·甘在那次美国总统安排的宴会上喝了很多免费饮料。

　　“阿甘说的是：‘我要尿尿。’”萧原直视着我，继续说，“阿甘的故事教育我们，要懂得勇敢地表达。当你要尿尿的时候，就要勇敢地说‘我要尿尿’。”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发出了一阵大笑，接着站了起来。

　　“干什么？”萧原愣了一下。

　　“我要尿尿。”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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