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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傻瓜也能听出来这是一句客套话,但一个叫郭宇的年轻人当真了。他早已喝得面红耳赤摇摇欲坠,并且像田磊一样中途去过几次厕所呕吐。他从随身带着的书包里拿出了一份本报当天出版的报纸,开始侃侃而谈。

  田磊说,郭宇的发言长达45分钟,基本上完成了一次对本报的彻底批判。他从头版一直谈到最后一块版,从时政新闻谈到社会新闻,然后是文化新闻和体育新闻,最后是经济新闻……总之,《北方时报》没有任何一块版面让他感到满意。

  在具体谈到某个版面上的一篇报道时,郭宇说:“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发这样的稿子。谁会关心这件事呢?我相信,只有三个人会耐着性子看完这篇报道,一个是写这篇稿子的记者,一个是这个版面的责任编辑,另一个就是稿子里提到的那个当事人,他也只是想看看记者怎样写自己。”

  郭宇还顺便对《北方时报》的一些广告品质提出了批评,他说:“原来贴在电线杆子上的那些虚假广告,为了逃避城管队员打击,已经成功地转移到了你们的报纸上。”

  在此期间,尽管郭宇的一个伙伴曾经屡次用力拉他的衣角示意他闭嘴,但郭宇根本未予理睬。在对本报作过一番评价之后,郭宇打了一个酒嗝,他说:“你们……嗝……不会办报!”

  田磊告诉我,在郭宇即兴演讲的同时,他注意到周自恒的脸色越来越阴沉,到了后来甚至目露凶光。当郭宇说出最后一句话时,周自恒似乎不打算再忍下去。他当即吩咐一个随行的财务部职员叫服务员结账,接着又向对方宣布自己还有一些公务要办,随后离开宴席扬长而去。

  田磊说,周自恒离开后,他看到那几个年轻人面面相觑。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其中一个人说:“这下有好戏看了。”

  “好戏”在一个星期之后开锣了。那一天出版的《都市早报》上刊发了一则《改版启事》。启事上说,他们将通过改版的努力,把报纸办成一份“对市民更有用的都市报”。他们还提出了一句口号:“做实用性新闻!”

  与这则启事一同刊发的《告读者书》中说:

  “所有的报纸都声称尊重读者,那么,什么才是对读者的尊重?一些报纸上充斥着许多与你无关的事情,它们填塞着越来越厚的版面,根本不在乎你是否有兴趣和需要阅读它们。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这是在落后的新闻观主导下的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心态:‘我负责说,你负责听。’它代表着媒体的强势地位——他们拥有‘话语权’,无论他们说什么,读者所要做的只是听着,就像是在单位开会时听领导发言一样。这不是真正的尊重。他们只是把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传达给读者,而不管读者是否感兴趣。

  “在这样的传播方式下,人们希望通过媒体来了解社会的愿望被几个或者一群办报人控制了,他们的价值观能够影响更多人的价值观。如果他们的价值观是偏狭的,就可能引导着读者的价值观走向偏狭。他们口口声声追求公平,但有时候正是他们自己在制造不公平。

  “我们知道,你们购买报纸是想从中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并且希望读到好看的故事。你们清楚,社会的整体幸福是由每一个人的幸福组成的,而每一个人的幸福又以社会的整体幸福为基础。你们希望社会朝着向善的方向发展,你们希望在不断发展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并且在实现价值的过程中找到真正的幸福。而这一切都要以你们对社会的了解为基础。所以,你们希望与媒体之间建立平等的沟通关系,而不只是倾听。

  “我们希望创造的是这样一种平等的传播方式——我们将努力传播你们的幸福和你们的苦恼,并且希望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实现报纸和读者之间的平等沟通。我们将努力把伪善的和说教式的办报理念排斥出我们的报纸,我们希望能够向你们提供你们真正需要的新闻。

  “我们知道,离开了读者,报纸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我们的一切都从你的需要出发。你想知道的,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我们希望,我们提供给你的每一条新闻都与你的生活有关。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新闻的实用性价值……”

  田磊告诉我,这篇文章里的“一些报纸”其实是在暗指本报。他说,在那场酒宴上,郭宇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做这样的新闻对于读者来说毫无用处,也毫无意义。”

  在这份《改版启事》中,《都市早报》还宣布:将每周三定为读者日。他们希望在每周的这一天邀请至少50名读者到报社与编辑记者们进行一次深入的交流。

  我还听说,《都市早报》提出的市场目标是:一年内占领本市30%早报市场份额。

  对于《都市早报》的改版,周自恒表现出了紧张。在对方刊出《改版启事》的当天下午,我发现17楼走廊的公告栏里贴出了一张署名“周自恒”的“大字报”,标题很醒目:《第二次大战在即!》

  文章长约2000字,我把其中的一些段落摘抄如下:

  “《都市早报》改版在即,从南方某报社请来了几个传说中的办报高手,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我们最强有力的对手。请诸位同事打起精神来,从现在开始进入临战状态,准备进行新一轮的报业市场肉搏战。

  “谁将成为本市都市报中的最强者?我们几年辛苦获得的本市都市报老大的地位,能不能轻易交给这群骄傲的南方办报人?我们从《都市早报》抢得的市场份额,能不能就这样交还给他们?

  “这是我们自创刊以来经历的第二次大战,在第一次大战中,我们已经完胜对手,第二次大战的结果将会怎样,关键就在于我们在这场肉搏战中是否足够勇敢。强强相遇勇者胜,我们惟有勇于厮杀,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如果说,那几个传说中的办报高手在南方创造了一个报业神话,那么我相信,只要我们足够勇敢和足够努力,就能使他们在这座城市里遭遇滑铁卢,就能让他们在我们面前俯首称臣……”

  在那张“大字报”的最后一段中,周自恒喊出了一句后来在报社内部非常流行的口号:“半年内扼杀《都市早报》!”

  周自恒后来公开解释了“扼杀”的意思,他说:“一定要通过各种手段,把《都市早报》的发行量扼制在3万份以内。”

  我记得我曾经说过,媒体之间有个“潜规则”——不使同行感到难堪。但是,在这场以“扼杀”为目标的“报社之战”中,那些“潜规则”立即见鬼去了。新的规则是:无论用什么手段,能让对手有多么难堪,就要让它多么难堪。

  在一次社会新闻部例会上,林斌谈起了这张“大字报”的来历:周自恒在那次宴会上愤而离席之后,当晚就召集了报社的全体中层干部开会,商量如何应对《都市早报》的改版。随后,周自恒又连夜写出了那张“大字报”,并且让总编办秘书叶小青复印了几份,张贴在本报各个楼层的公告栏里。

  顺便说一下,在这场“报社之战”中,这份“大字报”一直挂在公告栏里,直到“战争”结束。

  与几年前的那一场“战争”不同,这一次,对阵双方的角色发生了转变——《都市早报》采取的是“攻势”,而《北方时报》采取的是“守势”。

  首先打响进行的是“人才之战”。这一轮“战役”中,双方争夺的目标是“办报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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