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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半个小时后,我经过公告栏时突然发现萧原的“大字报”不见了。又过了10分钟,我再路过时发现它又出现了。然后它又不见了……我对它的忽隐忽现感到奇怪。

  不过,我的谜团很快就解开了。我后来看见萧原再次把它贴在公告栏里,接着,崔哲出现了。崔哲走过去告诉萧原,两次把“大字报”从公告栏中揭下来的人就是他。

  “为什么?”萧原问道。

  “因为……”崔哲犹豫了一下,“那条稿子是有”背景“的。”

  “什么”背景“?”萧原追问道。

  “反正是有”背景“的,但我不能告诉你。”崔哲不耐烦了,他转身又要走开。

  “是不是又担心有恶劣的国际影响?”说出这句话时,萧原轻笑了一声,笑声里有嘲弄的意味。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几天前,萧原曾经在公告栏里贴过另一张“大字报”。在他所指责的那篇报道中,李宏奎讲述了他亲自去一个老外家中帮助对方联系工人疏通厕所下水道的故事。

  在那张“大字报”里,萧原问道:“记者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帮助一个身体健康、体力脑力都健全的人疏通下水道的吗?”

  那一次,崔哲也曾希望萧原把“大字报”从公告栏上揭下来。但萧原拒绝了,我凑巧听到了他们当时的对话。

  “那是一个爱尔兰人,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处理好,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崔哲说。

  好了,你知道崔哲担心的是什么了。但萧原不以为然,他说:“会有什么国际影响?就因为他是老外?我就不信爱尔兰的厕所从来不堵?”

  崔哲被噎了一下,但他很快就找到了新的说辞:“我说过,”服务台“是”为人民服务“的版面,外国人民也是人民,当然也要为他服务。”

  萧原步步进逼:“把疏通公司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也是在为他服务,为什么一定要表现得那么殷勤?”

  “服务就要热情,怎么能说是殷勤?”

  “你告诉我,如果那是一个普通市民,你会不会让记者去他家里帮忙通下水道?”

  那一场对话中,我又一次看到萧原在与崔哲的口头较量中占据了上风,他表现出的咄咄逼人令崔哲非常尴尬。这一次也一样,崔哲迟疑了一下,接着把萧原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萧原后来告诉我,在主任办公室里,崔哲对他说出了那篇报道的“背景”——那个“茶饭不思的陈女士”是周自恒的老婆陈虹。

  这下你应该明白了,我们也许可以按照这样的逻辑来叙述这件事情:周夫人的“贝贝”丢了,她因此魂不守舍,于是周自恒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崔哲。崔哲自然心领神会,当即安排韩振东去采访周夫人。接下来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服务台”版上安排一块足够大的地方发表它。

  对于崔哲来说,处理这件事情轻而易举。但他事前没能料到的是,这篇报道发表之后,会有人以张贴“大字报”的方式表达质疑。我猜测,崔哲屡次把“大字报”撕下来,大概是担心周自恒看到之后会感到不快。对他来说,周自恒如果打个喷嚏,他就会立即患上重感冒。

  我知道一些关于周夫人的情况。据说,这个43岁的女人是一个狂热的宠物爱好者。在数千人堵住主干道的那次事件中,有个赶去采访的记者曾经看见她出现在现场。当时她就站在最前列,双手高举着一个布制条幅,上面写着一行字:“狗狗也有生存权!”

  我还听说,除了那只吉娃娃之外,她还需要照顾两只猫、四只兔子、一只蜥蜴、一只奇形怪状的蜘蛛和一条通体金黄的小蟒蛇。当然,这并不是全部,但我能列举出的就这么多。有个记者叫田磊,他曾经开车帮周自恒送一台冰箱回家,所以去过周自恒家中。他告诉我,在周自恒家豪华的大客厅旁边有一间房,进去以后,你会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小动物园。

  现在,这个动物园里的一个成员失踪了,作为它的主人,周夫人自然会感到焦虑。只不过,这种焦虑被放得太大了。

  在主任办公室里,萧原还曾问起崔哲:“你是不是想把”服务台“的宗旨改成”为领导服务“?”

  崔哲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反问萧原:“这是老板亲自布置下来的任务,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是啊,崔哲该怎么办?我突然也替崔哲感到为难。

  萧原说,如果这张报纸是周自恒自己投资办的,崔哲可能真的很难办。但是,周自恒并不是资本家,他把自己的老婆遇到的一个问题拿到报纸上来发表,就跟把报社的公共物品拿回家去使用是一样的。

  我同意,但我认为即使是这样,萧原也无可奈何。

  萧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结束了这个话题,他转而问我:“杜晓东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知道,萧原之所以对杜晓东感兴趣,是因为后者写在“大字报”上的那些留言。

  在我呆在《北方时报》的日子里,大概有五六个人是我曾经欣赏的,杜晓东是其中一个。在我看来,杜晓东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记者,但他也算得上是一个失意的记者。

  在报社创刊初期,杜晓东与崔哲一起被称为社会新闻部的两大“支柱”。在那一轮“揭丑攻势”中,杜晓东也有过突出表现。他曾经进入一个企业充当业务员。那个企业声称,它能够帮助国内民营企业联系外商以达到产品出口的目的。但杜晓东经过一个星期的暗访,最终证实那些所谓的“外商”其实只是外国留学生,那个企业利用这些劳务费低廉的“演员”为它赚取了一笔又一笔中介费。

  与崔哲一样,杜晓东也曾经多次获得“优秀记者”称号,两人轮流盘踞读者“提及率”榜首的位置长达两年之久。后来,在周自恒发起的那场部门主任职位竞聘中,杜晓东也报名参加了,但最终他在与崔哲的竞争中落败了。这一次失败的经历并没有使他离开《北方时报》,却让他变成了一个状态低靡、絮絮叨叨爱发牢骚的人。接着,他与崔哲的友情终结了。但他只是发发牢骚,而崔哲认为他的牢骚伤了不人,所以并没有想什么办法去对付他。

  萧原似乎对那段往事产生了兴趣,他继续问道:“为什么是崔哲?杜晓东当时的得票比崔哲少吗?”

  我告诉萧原,在普通编辑记者投出的票中,杜晓东所得的票数其实并不比崔哲少,但最具权重的周自恒把票投给了崔哲。

  “为什么?”萧原问道。他仿佛有永远无法满足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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