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在纸里的火(21)

二一

　　“胡海生呢？”

　　“他没遇到什么麻烦，还在搞拆迁。我听说他后来还用李树望的事情恐吓过那些”钉子户“。”

　　“梁家雄呢？”

　　“在看守所里等判决。”

　　这时候，萧原突然激动起来，他问我：“你说，胡海生真的一点儿责任都不用负？”

　　我无言以对。

　　在我看来，记者是这样一种职业：他们知道许多事情，有时候他们会把它们变成公之于众的“真相”，另一些时候又会把它们变成不为人知的秘密。就算你觉得遗憾，却也只能遗憾。

　　我曾经以为，关于这场“交通事故”，到这里就算是结束了。但我后来才知道，有些事情并不会就此结束，老天会在你不注意的时候，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当然，那个结局到来的时候，已经是大半年之后，我以后会告诉你那个结局是什么。

　　第五章

　　天气继续回暖，道路两旁的草木经历了严冬的考验之后，渐渐恢复了生气，草绿花红的景象看上去指日可待，一切都在向着生机盎然的春天出发。

　　但是，经历过那场“交通事故”的萧原更沉默了。尽管他更努力地投入各种采访，但我知道他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再过十几天，他的试用期即将结束。

　　崔哲显然已经失去了对萧原的耐心。我听说他曾经私下里表示，当初从那一堆应聘表格里挑选出萧原的那一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幸好用不了多久他就有机会修正这个“错误”。

　　我想，如果不出意外，萧原将在他的试用期结束时被崔哲叫去谈话。一般情况下，这样的谈话只需要10分钟左右。当谈话结束，萧原从那间总是紧闭房门的主任办公室里出来时，就可以直接去收拾自己的东西然后回家。这个报社能够给他的，也许只是一段失败的就业经历。

　　我曾经希望出现某种特别的情况，能够使这个报社挽留萧原。但这只是我的希望，那些管理者并不会把一个微不足道的接线员的希望当回事。就这样，我在希望和无望中等待着，这样的等待令人焦虑。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个自称“发明家”的家伙闯进了报社。

　　那又是一个乏味的上午，值班室里只有我和肖彤两个人。我对着许久没有振铃的电话发呆，肖彤在一边专心研究她涂抹得花花绿绿的指甲。当一楼大厅的保安打电话通知我们楼下有读者来访时，我和肖彤对视了一下，然后，我迅速掏出了两张扑克牌。

　　在报社里，接线员除了在值班室接听读者来电之外，还有另一项任务：接待读者来访。当然，在执行这项任务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仍然只是以下这些事情：与读者见面后，把他们所说的事情记录下来，然后告诉他们回去等消息——如果记者对他们的事情感兴趣自然会联系他们，否则就代表报社不准备报道那件事情。

　　与接听读者来电相比，接待读者来访需要多付出一些劳动：搭电梯从17楼下到1楼。一般情况下，一楼保安在通知我们有读者来访之后，会把来访者安排在1楼大厅的一间接待室里等候。

　　来访者大都是那些遭遇不公平却无处申张的人们。他们在四处碰壁之后就会想起报社。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认为报社应该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我也希望是这样。在那个时候，“话语权”是一个很流行的词。我把这个词理解为一个麦克风，谁握着它谁的声音就大。一般情况下，它并不属于那些“草根”。但“草根”们无计可施时，通常会一厢情愿地把报社当成他们的麦克风。

　　我知道，许多时候报社并不能为他们充当“麦克风”。就算有能力为他们提供帮助，记者们还要在付出努力之前考虑一下那件事情是否有“新闻价值”——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报社就像是个商人，它必须考虑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能否为它换来读者的注意力，就像一个水果贩子在进货前要考虑是否有人会买。

　　我曾经接待过一个因为房子被强行拆迁而无处可去的老人，结果花了半个小时才说服他不要跪在地上说话，接着又花了半个小时说服他回家去等消息。那个看起来走投无路的老人给了我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对方偏偏以为他遇见的是一个愿意并且有能力帮助他的人，这更使我感到难以担当。我说过，我只不过是一个接线员。

　　在没有人愿意主动去接待来访者的情况下，我们选择了一种最简单的办法：抓阄——两张扑克牌，其中有一张是黑桃A，它代表那个倒霉的人。

　　那一次，肖彤抓到了那张黑桃A。她用了5分钟抱怨自己的坏运气，又用了5分钟掏出化妆包修补脸上的妆，然后才嘟嘟囔囔地下楼去了。

　　说实话，我对这个同为接线员的女人并没有多少好感，甚至有些厌恶。她已经28岁了，但说话时似乎总是在努力扮演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有一次，她看到办公桌上有一只蟑螂爬过时，捂着脸捏着嗓子夸张地大叫：“哎呀，真的好恶心呀！”另外，除非你是她的丈夫，否则你不要想看清她的本来面目，因为她每次出现时脸上都擦着厚厚的粉，就像是戴着一幅面具。我第一次看见她时，差点被她身上浓重的香水味道熏得闭过气去，后来习惯了才感觉好些。

　　我对她缺乏好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她是崔哲的老婆。就像你猜测的那样，她是因为有一个担任报社社会新闻部主任的丈夫才获得这份工作的。平时总跟肖彤在一起聊天的张萌告诉我，肖彤是主动要求来报社工作的，因为她是一个疑心很重的女人，她只有在能够随时监视自己丈夫的地方才会获得安全感。崔哲起初想让肖彤在社会新闻部当记者，但人力资源部投了反对票，因为她根本无法通过报社对记者的学历要求——肖彤的简历上说，她只读到了高中毕业。后来，崔哲只好让她到新闻热线值班室里来当一名接线员。

　　但是，即使是“高中毕业”这样一个学历，肖彤都说了谎。

　　我有个朋友叫刘珍，她是报社人力资源部的普通职员，每天负责抄送文件之类的工作。她平时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打听别人的恋爱史。她告诉我，事实上，肖彤只念到高中二年级就辍学了，后来在一座大厦里开电梯。崔哲有一次去那座大厦里采访的时候认识了她，随后开始恋爱并且结婚。

　　刘珍说，在这个报社里，除了高层管理者之外，包括部门主任在内的员工全部都是聘用制员工。他们与报社的关系只是一份两页纸的聘用合同，一般不迁户口也不调档案，甚至连各种保险都可以不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各种“裙带关系”而进入报社工作的人实在太多了。

　　刘珍还说，在人力资源部看来，每一个被周自恒或部门主任选中的应聘者都有某种背景，但他们不会追问那些背景是什么。当他们失去追问的兴趣时，自然也就不会关心那些应聘资料的真实性了。更何况，即使知道其中有谎言，由于对那些“裙带关系”的忌惮，他们也不会对此做些什么。

　　肖彤就这样成了我的同事。但是，即使是在接线员的岗位上，我认为她也不算称职。有一次，张萌悄悄对我说，如果我心情不好或者在值班室里呆得乏味的时候，可以去偷偷查看一下肖彤的新闻线索记录本，这样就会开心一点。

　　我照办了。结果我发现里面的记录大都前言不搭后语，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的：“厨房里的煤气罐爆炸了，着大火了，我已经死了，急救车把我拉走了。”

　　就像陈敬所说的，我当时就笑了。我边笑边想，肖彤一定是“活见鬼”了。不然，那个人怎么会在死后还打电话向报社报告煤气罐爆炸的事情。

　　我还发现，肖彤的记录本上有很多错别字。有时遇到不会写的字，她会用一个问号来代替。比如，她曾经这样记录一件事情：“有辆拉着？？？的相式货车翻倒在路边的沟里，起火了，司机被卡在驾驶坐上。”

　　我很快就认出了其中的两个错别字，她把“厢”写成了“相”，还把“座”写成了“坐”。但那三个问号代表什么？

　　我、陈敬和张萌曾经对此进行了一次小小的竞猜活动，奖金是20元钱——谁猜对了，另外两个人将为此损失10元钱。

　　我猜的是“汽油桶”，陈敬猜的是“煤气罐”，张萌出人意料地猜了“大白菜”。她很有道理地分析说，也许货车上装载的货物与起火原因无关。

　　我对这次竞猜的结果毫无把握。我认为，这三件东西肖彤都应该会写。但当时我实在没有办法搞懂那三个问号究竟代表什么。

　　后来，我们为这个小小的赌局去问过肖彤，答案揭晓了——聚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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