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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凑巧的是,事情不仅是理想问题。迦太基式和平实际上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能的。产生这种想法的人,尽管对经济因素认识得很清楚,但忽视了将支配未来的更深层的经济趋势。时钟无法被拨回,不调整欧洲结构中的这些倾向,你就不可能使中欧回到1870年;释放突破边界和种族的这种人类的和精神的力量,将不仅摧毁你和你的“担保”,而且会击溃你的制度和你的社会的现存秩序。

  这种政策是借助何种障眼法代替了“十四点”的?回答这些问题是很困难的,它取决于性格和心理因素,也取决于环境的微妙影响,而这些是难以探究、更难以描述的。然而,如果说单独某个人曾经发生影响的话,总统的溃败就是历史上决定性的教训之一,我必须设法来解释它。

  1918年11月,福什的军队和威尔逊的言辞,使我们从正吞没一切希望的处境中突然解脱出来。无论作何预测,看起来局势都是有利的。胜利是如此彻底,以致在事情的解决中毫无担心和害怕的必要。敌军信任庄严的和约而扔下了武器,和约被视为和平的证书,其条款似乎将确保解决问题的公正和宽容,确保从破碎的生活中恢复过来的合理希望。为使这一保证更为确切可靠,总统亲自前来,在他的作品上加盖印章。

  当威尔逊总统离开华盛顿时,他陶醉于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遍及全世界的威望和道义影响。他大胆而审慎的言辞传给欧洲人民,盖过和超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家的声音。敌方的人们相信他会贯彻他与他们的约定;协约国人民不仅把他当作一位胜利者,而且几乎把他当作一位先知来感激他。除这种道义影响之外,真实的权力也握在他手中。美国军队在人数和装备上具有优势,欧洲在食品供给上完全依赖美国;在财政上,她更是绝对地掌握在美国人手中。不仅欧洲对美国的付债超出了偿还能力,而且,只有再次实施巨额援助才能把她从饥饿和破产中拯救出来。

  这种幻觉之破灭是如此彻底,以致一些最为相信的人几乎不敢谈起它。这会是真的吗?他们问那些从巴黎归来的人,条约真像它看起来那么糟糕吗?

  然而,起因非常普通和合乎人性。总统不是英雄或者先知,他具有其他人的很多弱点;在会议上予与取、面对面的角逐中,他缺乏支配性的智慧武装,这种智慧武装对于对付那些复杂的、危险的诱惑者是有必要的。对这种游戏,他毫无经验。

  的确,我们曾对总统抱有非常错误的看法。我们知道他孤独、冷漠,相信他非常坚定和倔强。我们没有把他描绘成不拘细节的人,但我们认为,他用以抓住确定的主要观念的清晰性,同他的坚定性相结合,使他能够扫清蛛网。除了这些品质,他还将具备客观性、修养和作为一位学者的广博知识。作为其著名声明之特征,语言上的精微辨别似乎标志着一位拥有高超、强大的想像力的人。他的肖像显示出优雅的面貌和命令的气度。凭借所有这些,随着增长着的权威,他到达并掌握了在一个政治家艺术未被忽略的国度中的首要位置。所有这些,似乎是解决目前事务所需要的各种品质的良好结合。

  对威尔逊先生的第一印象将损害这些幻觉中的某一些,但非全部。不过,像奥德修斯一样,总统在就座时显得更有智慧;他的双手尽管有力和相当健壮,但不够敏感和灵巧。对总统的最初一瞥,不仅使人推测,无论他在别的方面会如何,他的气质主要不属于学者型;而且他甚至没有很多这个世界的那种文化气质——将他们这一阶层和这一代中的克里孟梭先生和鲍尔佛先生塑造成精致绅士的那种气质。然而,比这更为严重的是,他不仅在外部直觉方面对他的周围环境不敏感。

  这样一个人,哪有机会对抗劳埃德·乔治先生对迅速围在自己四周的每一个人的毫无差错的、几乎通灵般的敏锐感受力?请看这位英国首相,他注视着人群,用常人难以企及的六种或七种感觉,来判断个性、动机和潜意识冲动,辨察每个人正在想的、甚至每个人下一步将要说的;他将通灵般的直觉,同最适宜于其邻近听众之虚荣、软弱或自私心理的辩论或恳求融合起来;由此可以悟出,在那种集会上,这可怜的总统将陷入捉迷藏游戏。从未有一位步入会客室的人,比总统更绝妙、更注定地成为首相战果的牺牲品。无论如何,旧世界是险恶而顽固的;旧世界的铁石心肠,会硌钝这最勇敢的游侠骑士最锋利的刀刃。

  但是,如果说总统不是哲人之王,那他又是什么呢?毕竟,他是曾在一所大学度过许多人生时光的一个人。他丝毫不是一个商人或一个普通平庸的党人政客,而是一位具有力量、个性和重要性的人。那么,他的气质如何呢?

  线索一旦找到,就会使一切迎刃而解。总统就像一位不信国教的牧师,可能也像一位主教。他的思想和性格,基本上是宗教型的,而不是智慧型的;带有那种思想、感情和表达方式的所有力量和弱点。这种类型之庄严典范,如今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已不复存在了。虽然如此,这种描述将给予普通英国人以这位总统最清晰的印象。

  脑际有了这幅图画,我们就可以回转到事件发生的实际过程。总统的世界蓝图,如他的谈话和声明所表达的那样,展现出如此令人敬慕的精神和目标,以致其拥护者们最终的期待是评论其细节——他们觉得,这些细节目前先空缺着是正确的,但将随着应有的程序被填上。人们普遍认为,在一个庞大的顾问团的帮助下,总统已经不仅为国际联盟,而且为“十四点”在实际的和平条约中的体现,考虑好了综合方案。但是,实际上总统什么也没考虑好;当需要付诸实际时,他的观点是含糊不清和残缺不全的。他没有什么计划,没有什么方案,没有什么建设性观点来将他曾在白宫雷鸣般发出的圣戒同活的肉体融合起来。针对每一条,他能够传播说教或向全能的神庄严祷告以填充计划的细节,但他不能把它实际运用于欧洲。

  他非但没有详细的建议,而且在很多方面,或许不可避免地,他所掌握的关于欧洲局势的信息是错误的。并且,他不但掌握了错误的信息——劳埃德·乔治先生也是如此——而且他的头脑驽钝而不善适应。在欧洲人中间,总统的迟钝是显著的。他难以做到这些:在一分钟内弄懂别人在说什么;轻瞄一眼就掌握环境;设计一个通过背景的微妙变动来对付问题的回答;所以,他易于被劳埃德·乔治这样人的敏捷性、理解力和灵活感所击败。在会议室中的敏捷方面,几乎不曾发现有一位上层政治家比总统更难以胜任。假若通过作出某种你可以保住对手的面子的轻微的妥协姿态,或重申对他有益又无害于你自己基本利益的话而与之和解,实际胜利属于你的时刻就会经常来到。总统没有武装以这种简单而惯常的权变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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